对于隐名投资中股东身份的认定，我国学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为“形式说”，即坚持外观主义、公示公信原则，根据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等显性证据的记载作为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主张以名义股东为法律股东并否认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籍以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二为“实质说”，即以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为理论基础，认为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等显性材料仅具证权功能，并无设权效力，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探求与公司构建股东关系的真意，不以外在表现形式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基础，主张将实际出资的隐名投资人视为股东；三为“折衷说”，认为对于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不能以“形式”或者“实质”一概论之，应区分对内对外两个层面区别对待，并坚持“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原则：在涉及公司外部事务时，出于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和经济秩序的维护，应优先考虑形式上的外观主义，特殊情况下考虑实质要件；在处理公司内部纠纷时，通常应充分尊重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的意思自治，优先考虑实质要件，特殊情况下考虑形式要件。
笔者以为，由于隐名投资的成因与类型复杂多样，相比较而言，“折衷说”更符合价值判断的原则，可以避免“形式说”或者“实质说”在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问题上某些僵化、绝对的缺陷。基于此，笔者对实务中出现的一些典型的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仅有原始出资证明”情形下的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但是，当实际出资人仅有原始出资或者认缴原始出资的证明，是否就必然会被确认为隐名股东呢？结论是否定的。在未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等显性材料的前提下予以实际出资，是隐名股东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并非其被认定的充分条件。如若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未对该等出资性质予以确认，没有明确该等出资系为实际出资人以设立公司并行使股东权利为目的之真实、共同意思表示，那么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就会存在被否定的法律后果。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一方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双方未约定出资人为股东或者出资人承担投资风险，且出资人亦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以股东名义向公司主张过权利的，出资人仅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者享有债权；其起诉主张享有股权或者享有股东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这一规定并未定稿发布，但反映出司法实务界的一定倾向性意见。故，实际出资人以名义股东之名义向公司实际出资，双方未约定股权归属、投资风险承担，嗣后名义股东又无自认行为，也无证据证明实际出资人曾以公司股东的身份行使过股东权利或者承担过义务，无法确认实际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的，则实际出资人股权确权不能成立，仅对名义股东享有债权，其出资一般只能按借贷关系处理，实际出资人可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名义股东返还借款性质的出资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进一步地，在某种情形下，名义股东可能对实际投资人的出资的借贷性质也会不予认可，在实际投资人又无充分、确实证据的支持下，也可认定名义股东为不当得利并依法予以处理。
二、“合意存在”情形下的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规则
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条是关于公司实际出资人投资权益与股东资格取得的规定。依本条规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同时实际投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真实的隐名持股合意，是隐名股东确权行为的两个缺一不可的条件。只有出资，不存在真实的隐名持股合意，将可能导致被认定为借贷法律关系或者不当得利的法律后果，前已述及，不再赘言；而仅有隐名持股合意，实际投资人未出资或者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也可能导致隐名股东资格的丧失或者名义股东实质化等法律后果。下面予以具体分析。
1、对于本条“订立合同”的理解
本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但对于双方应采用何种合意形式，解释未予具文明定。现实中，由于隐名投资协议表现多种多样，不仅包括书面合意形式，也包括口头合意形式和事实合意形式。因而，依本条规定，只要该等合意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无论是事前事后书面合意，还是事后名义股东口头自认，抑或双方以其行为表明了此种合意，均应认定为隐名投资协议订立且有效。在名义股东故意隐瞒“隐名持股合意”且缺乏上述“隐名持股合意”的直接证据时，如果对隐名股东进行确权，这就需要审判法院运用优势证据规则来予以认定：当证据优势足以推翻形式表现，则应该推定实际投资人具备股东资格；反之则应当接受名义股东作为公司的真正股东。
2、本条所指“由实际出资人出资”的理解
在隐名投资情形下，实际投资人出资义务的履行是其获得投资收益的前提，亦为与名义股东内部签订隐名投资协议之基础。虽然如此，但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实际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也大量存在。由于隐名投资协议约定“名实分离”，但这种约定仅限于双方之间，在对外场合，依“折衷说”，应当坚持商法之外观主义、公示公信原则，我国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七条也吸收了这一观点，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显然，名义股东补充赔偿责任之承担乃由于实际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所致。对该“未履行出资义务”的理解，应采广义理解，既包括不完全履行的情形，也包括未完全履行和不适当履行的情形。“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一旦出现，同时亦会关涉隐名股权协议的违约问题。如若名义股东在未履行出资义务范围内或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范围内对公司、其他股东或债权人承担责任后，不主张追偿权，而改为抗辩实际投资人违约并主张名义股东实质化时，一般都能够得到法律的承认和支持，此时，就可能出现隐名股东因不履行出资义务彻底丧失股东资格、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在各自出资范围内具备股东资格以及名义股东完全实质化三种情形。此外，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七条只规定了债权人向名义股东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一种情形，现实中，如果公司债权人知道存在实际出资人时，可以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列为共同被告，请求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未明确规定，但却为司法实践所肯定。
3、本条所指“投资收益”的理解
本条所指“投资收益”不同于“股东权益”。股东权益一般地由名义股东行使，而投资收益是实际投资人假借名义股东之手通过间接行使股东权益来实现。但现实中，双方在隐名投资协议中的约定并不仅仅限于投资收益的享有，对于股东权益法定边界下的权利义务分配也多有规定。对于协议中的该等约定，基于合同相对性之原则，此种约定仅限于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并不能发生对外效力；在行使股权时，名义股东可依法、依公司章程以及自己意志直接行使，且原则上在公司内部以及外部发生法律效力。至于名义股东的这种“自由行使”行为，如果存在违反前述约定之情形，也只能由名义股东向实际出资人承担违约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实际出资人超出隐名投资协议规定的权利范围，行使原本属于名义股东行使的权力或者直接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且不为公司其他股东反对的，名义股东亦不对该等越权行为予以反对，应视为表见代理行为，但不构成对原隐名投资协议的补充或修订；当原股东对该等越权行为予以明确反对或制止时，实际投资人的该等越权行为应视为无效。
4、本条所指“股东权益”的理解
如前述，名义股东行使股东权益可依法、依公司章程自由而独立地行使，在隐名投资协议于法于章程不为抵触的前提下，可对名义股东股东权益的行使予以限制，但无论是权利范围的限制，还是行使方式的限制，都仅在名义股东和实际投资人之间发生效力，不能直接对抗公司及其他善意第三人。换言之，股东权益作为股权和股东的权利的集合体，在对外部而言，名义股东基于外观主义、公示公信原则是该集合体的拥有者，但基于隐名投资协议，股权作为财产性的基础权利一般为实际出资人所有，一般约束包括名义股东在内的其他任何人不得擅为处分，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且该协议内容一般不为第三人所得知，而只能约束签约的双方当事人。故，我国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六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应该说，这一规定体现了立法上追求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同时兼顾民法上公平与正义原则的价值取向。
问题是，如果对外股权转让主体是实际投资人，而非名义股东，又当如何处理呢？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关于这个问题，相对比较复杂，由于此时实际投资人的股东资格未显名化，名义股东仍然是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对于公司而言股权结构并未发生变动，实际投资人作为股权转让主体对外转让股权，虽然在与受让人之间设定了相关的权利义务，但于形式上并未发生股权的任何变动，故需要结合隐名投资协议的权利义务分配、名义股东的同意权以及转让协议的内容等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约定不得转让情形下”的处理
如果隐名投资协议规定实际出资人不得进行股权转让的，则依协议约定。此时实际投资人擅自转让股权的，除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外，须对名义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未约定不得转让情形下”的处理
首先，如果隐名投资协议双方未约定实际出资人不得进行股权转让的，且在内容上仅规定实际投资人依其实际投资形成之股权享有投资收益，而将股东的权利均赋予名义股东行使，在这种情形下：
⑴当实际投资人与受让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也仅限于投资收益的分享时，实际出资人向受让人转让股权，实质上相当于债权人通过让与合同将其债权移转于第三人享有，宜按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规定的规则处理。此时，受让人受让的实际是投资收益享有权，而非股权，不当然取得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
⑵当实际投资人与受让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超越投资收益的分享，涉及到股东权益的权利义务分配时，此时实际出资人向受让人转让股权，实质上是在约定转让股份限额之范围内对原隐名投资协议的一种变更，由于关涉名义股东权利的限制，必须经由名义股东同意。如果名义股东同意，则受让人受让的是股权，当然取得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且在权利的行使上，由于三方变更的合意，其权利的广度和深度均大于原实际投资人；反之，如果名义股东不同意，则实际投资人擅自与受让人签订包括股东权益的权利义务分配内容等在内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由于这种情形下受让人属于明知或者应当知道之非善意情形，该约定条款无效，但不影响转让协议的其他效力，此时，受让人受让的仍然为投资收益享有权，而非股权，不当然取得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
其次，如果隐名投资协议双方未约定实际出资人不得进行股权转让的，且在内容上不仅规定实际投资人依其实际投资形成之股权享有投资收益，而且对名义股东行使股东权益时约定相关权利义务分配时，在这种情形下，实际投资人向外转让股权时，由于事关对他人权利义务的处理，就必须事先经由名义股东同意后方得转让。
当然，上述两种情形均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限囿于现有隐名投资的框架下为之。如若包括实际投资人或受让人在内的隐名股东欲打破上述隐名投资框架，首先就要适用隐名股东显名规则，待取得公司股东资格之后再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确立的股权外部转让规则进行转让。
5、隐名股东显名规则
于公司而言，由于实际投资人属于公司的外部人员，实际投资人欲从公司外部进入公司内部、取代名义股东成为公司的成员，对于公司和其他股东而言，这类似于发生了股权的对外转让。就隐名股东显名程序来说，依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首先要确权。关于确权问题，详见前述。其次，要参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股权外部转让规则，经由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时，实际投资人方能取代原名义股东成为公司显名股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实际投资人股东资格的取得并非完全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股权外部转让规则，而为准适用。这里的“准适用”，是指实际投资人向公司请求股东资格时，其他股东只有同意权，只能在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进行选择，而无优先购买权；当其他股东不同意实际投资人的请求时，也无需承担不优先购买该股权而“视为同意”的责任，当同意数未过其他股东半数时，则隐名股东显名不能，此时名义股东仍为公司股东。但是，当实际投资人成为显名股东后，原名义股东的股东资格应同时予以否定，对于原显名出资人之前所为之公司法律行为，应采无溯及力之做法，以避免出现产生不当得利等复杂问题，维护公司法律关系之稳定。
作者，法学博士，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3810112545
温州市生育保险办法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
温政令第139号
《温州市生育保险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2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3年1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陈金彪
2013年9月17日
温州市生育保险办法
第一条 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障女职工生育期间获得经济补偿和基本医疗服务，均衡用人单位生育负担，促进妇女平等就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含雇工），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参加生育保险；用人单位应当为本单位全部职工缴纳生育保险费。
第三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统一管理职工生育保险的主管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生育保险业务。
地方税务机关负责生育保险费的征收工作。
各级财政、审计、监察、卫生、人口计生、工会、妇联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生育保险工作。
第四条 温州市区和各县（市）分别作为独立的统筹地区，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负责生育保险基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
原实行行业统筹单位职工的生育保险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生育保险基金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筹集。
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第六条 生育保险基金由下列项目构成：
（一）用人单位缴纳的生育保险费；
（二）生育保险基金的利息收入；
（三）生育保险费滞纳金收入；
（四）依法纳入生育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
生育保险基金实行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不得用于平衡财政预算。
生育保险基金比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银行存款计息办法计息。
生育保险基金不得减免，不计征税、费。
第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全部职工工资总额0.8%的比例按时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生育保险月缴费基数暂按上年度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确定，其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按照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确定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企业单位缴费基数按照市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生育保险基金不敷使用时，由统筹地区地方财政予以保障。
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会同财政部门，根据生育保险基金收支情况，及时提出生育保险费率调整方案，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30日内，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浙江省社会保险费征缴办法》规定，向主管地税部门和所辖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生育保险缴费登记手续和生育保险登记手续。
用人单位依法终止或者生育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终止或者变更之日起30日内按照规定向原登记机构办理注销或者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条 生育保险基金用于下列支出：
（一）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
（二）因生育发生的医疗费用；
（三）实施计划生育手术以及符合生育政策实施复通手术所需的医疗费用；
（四）国家规定的与生育保险有关的其他费用。
职工未就业配偶可按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补贴。
第十一条 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职工在生育或者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时，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已按规定参加生育保险并连续缴费12个月（含12个月）以上；
（二）符合国家、省、市规定条件生育或者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和复通手术的；
（三）职工申请支付生育保险待遇时，其生育保险关系处于存续状态。
享受公务员医疗补助的机关事业单位新考录或者调入的编制内职工，在生育或者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时已按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并符合本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的，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第十二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女职工生育或者终止妊娠时，按照下列规定享受生育津贴:
（一）妊娠7个月（含7个月）以上生育、终止妊娠或者妊娠7个月以下早产的，享受98天的生育津贴；
（二）妊娠4个月（含4个月）以上7个月以下终止妊娠的，享受42天的生育津贴；
（三）妊娠4个月以下终止妊娠或者患子宫外怀孕实施手术的，享受15天的生育津贴。
女职工生育遇有下列情形的，可以增加生育津贴：
（一）生育时遇难产实施剖宫产、采用产钳助产、胎头吸引术、臀位牵引术的，增加15天的生育津贴；
（二）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15天的生育津贴。
国家调整生育休假期限的，以上计发天数随之调整。
第十三条 女职工生育津贴按照产假期限和生育或者终止妊娠时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
生育津贴计算公式为：生育津贴=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0×产假天数。
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以上年的社保年度该用人单位申报的生育保险缴费工资总额，除以对应的累计参保总人数确定。当年新成立的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该用人单位参保职工第一个月申报的生育保险缴费工资平均数计算。
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高于上年度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300%的，按照上年度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计算；低于上年度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按照上年度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计算。
第十四条 生育津贴与产假期间职工本人工资不能重复享受。用人单位已按规定支付职工产假工资的，按照就高原则，重复部分由用人单位扣回。
女职工享受的生育津贴低于其应享受的工资收入的，不足部分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补足。
第十五条 生育医疗费包括女职工在妊娠期、分娩期、产褥期内因生育发生的，符合生育保险医疗服务范围的医疗费用。
计划生育医疗费包括职工因计划生育实施放置（取出）宫内节育器、施行输卵（精）管结扎（复通）手术、实施人工终止妊娠术等发生的，符合生育保险医疗服务范围的医疗费用。
生育保险医疗服务范围按照《浙江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及《浙江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职工因生育发生的医疗费用，按照下列标准享受生育医疗费补贴：
（一）妊娠7个月（含7个月）以上生育或者妊娠7个月以下早产的，医疗费补贴为2200元；
（二）助娩产的，医疗费补贴为2800元；
（三）剖宫产的，医疗费补贴为4000元。
第十七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职工因计划生育实施放置（取出）宫内节育器、施行输卵（精）管结扎（复通）手术、实施终止妊娠术等发生的医疗费用，按照下列标准享受计划生育医疗费补贴：
（一）妊娠3个月以下终止妊娠或者患子宫外怀孕实施手术的，医疗费补贴为300元；
（二）妊娠3个月（含3个月）以上7个月以下终止妊娠的，医疗费补贴为600元；
（三）妊娠7个月（含7个月）以上终止妊娠的，医疗费补贴为1800元；
（四）放置（取出）宫内节育器，医疗费补贴为70元；
（五）皮下埋植（取出）术，医疗费补贴为120元；
（六）绝育手术，医疗费补贴为300元；
（七）复通手术，医疗费补贴为2000元。
职工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治疗费用，按照《关于解决城镇职工计划生育手术费用问题的通知》（浙劳社险〔2000〕108号）执行。
第十八条 享受公务员医疗补助的女职工生育或者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用在定额标准以内的，按照定额标准支付；超过定额标准的，超过部分由公务员医疗补助基金按照规定予以支付。
职工（含职工未就业配偶）生育或者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已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新型城乡合作医疗）的，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按照定额标准予以补差。
女职工出国以及赴港、澳、台地区期间生育或者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和复通手术的，生育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医疗费用。
女职工领取结婚证书前终止妊娠的，生育保险基金不予支付生育津贴。
第十九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职工，因故中断生育保险关系累计不满2个月（含2个月），继续参加生育保险并连续缴费后生育或者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和复通手术的，可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因故中断生育保险关系2个月以上的，须重新连续缴12个月（含12个月）以上生育保险费后生育或者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和复通手术，方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职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的，由转出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生育保险缴费明细记录，可以合并计算缴费期限。
第二十条 生育保险待遇，随经济发展和生育医疗水平的变化作相应调整。具体的调整办法，由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方案，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和卫生行政部门研究同意，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一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职工，应当在产后或者术后1年内向所辖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生育保险待遇。申请待遇时需提供下列材料原件：
（一）本人身份证和结婚证；
（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
（三）医疗机构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出院记录或者医疗证明书；
（四）医疗费用收据等有关材料。
职工未就业配偶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时，需提供户籍所在地主管部门出具的配偶未就业证明（失业证）或者在家务农证明、配偶本人未就业承诺书。
受委托代为申领的被委托人，需提供申领人出具的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
第二十二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申请人的条件进行审核，并按规定支付待遇。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截留、减发和挪用职工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补贴和计划生育医疗费补贴。
第二十四条 女职工在妊娠期、分娩期、产褥期因生育并发症发生的医疗费用，及女职工在生育期间因病发生的医疗费用，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支付范围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规定支付。
第二十五条 生育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和财政专户管理，由财政部门依法进行监督。
审计、监察部门依法对生育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未按本办法规定为职工办理生育保险参保手续并连续缴费的，职工发生的生育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生育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
第二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各县（市）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3年11月1日起施行。2009年4月17日温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温州市生育保险办法〉的决定》（温政令第110号）同时废止。
本办法发布前已参加生育保险并在2014年4月1日前生育的，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条件继续按照温政令第110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