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政府


扬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扬州市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

扬府发〔2007〕17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
《扬州市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工作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第5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予遵照执行。



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扬州市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工作
暂 行 办 法

第一条 为强化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全面落实依法行政，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以本市范围内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作。
第三条 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是各级行政机关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推进依法行政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行政首长要正确对待行政应诉工作，自觉接受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监督，并通过应诉活动及时发现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切实有效地改进工作。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由各级政府法制机构具体负责指导、监督和协调。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机关首长是指本办法第二条所指的行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行政负责人。
第五条 对应诉行政案件，行政首长原则上均应出庭应诉，确因工作原因，可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
行政首长对本单位应诉行政案件应当在法定期限内组织答辩、提供证据、出庭应诉。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机关首长应当出庭：
（一）社会影响重大或者涉案标的金额巨大的行政诉讼案件；
（二）政府工作部门、受委托的组织以政府名义作出的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
（三）同级政府或上级行政机关认为行政首长应当出庭应诉，或者人民法院建议行政机关首长出庭的行政诉讼案件。
第七条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庭前需作好充分准备，严格按照行政诉讼的有关规定出庭应诉，庭上自觉遵守法庭纪律，维护好国家行政机关的良好形象。
第八条 建立行政诉讼应诉备案制度，行政机关在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行政应诉、行政判决或裁定等法律文书后，应当在5日内报同级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其答辩材料还应当由政府法制机构进行程序审核、编号、登记。
第九条 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工作列入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考核内容，采取参加庭审旁听和组织检查等办法进行，考核工作由政府法制机构具体负责。
第十条 对于行政首长应出庭而未出庭应诉的，给予通报批评；对出庭应诉工作不重视，不积极认真出庭应诉，造成重大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按相关规定追究行政首长过错责任。
第十一条 各县（市）区政府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本行政区域的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工作办法。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公捕公判大会应当禁绝

尹振国


目前，不时有一些关于某地司法机关举行公捕公判大会的报道见诸报端，如《邵阳公判死刑犯被罚跪》、《温州65名犯罪嫌疑人广场示众惹争议》、《山西临汾举行12•5重大瓦斯爆炸案公判大会》等。公捕公判大会是公检法机关在公众场合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进行公开逮捕、刑拘和判决的群众大会，其目的在于威慑犯罪和宣传法制。事实上，这种“杀鸡儆猴”的方式不仅不能起到遏制犯罪的作用，还有悖现代法治精神，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因此，公捕公判大会应当禁绝。

公捕公判大会有侵犯人权之嫌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人权应当平等地得到尊重和保护。《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文规定：被告人不受任何形式的侮辱、好奇的注视或者宣传；应准穿着自己的服装。公捕公判大会将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及其“罪行”强制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这是对他们名誉权的一种公然侵犯和人格的公然贬损。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1988年《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明确指出：务必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不但对死刑罪犯不准游街示众，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这里虽禁止的是“游街示众”，但是“游街示众”和公捕公判并没有实质区别（都是“示众”），有的只是侮辱的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公捕公判大会不仅有侵犯人权之嫌，而且有违公正、平等、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

公捕公判大会有悖“无罪推定”的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公捕公判大会在公众场合大张旗鼓地宣传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罪行”，在场围观的人民群众误以为他们是犯罪分子，这等于在事实上给他们定罪了。要知道，犯罪嫌疑人只是涉嫌犯罪的人，还不是犯罪分子，他完全可能是无辜的。即使是刑事被告人被公判，他也可能被二审或者再审改判为无罪。如果将无罪的人“示众”，不仅是对他的人格的侮辱，而且是对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损伤。
公捕公判大会不利于对罪犯的教育和改造
我国有着几千年的“重刑轻民”传统法律文化，人一旦犯罪，便被贴上“罪犯”的标签，成为终身的耻辱。公捕公判大会会使犯罪分子的罪行广为人知，会使犯罪分子亲属受到羞辱，这是对他们名誉权的一种侵犯。这种侵犯很容易使犯罪分子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被侮辱感，导致他们自暴自弃，甚至报复社会，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教育和改造，不利于他们回归社会。刑罚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对犯罪分子进行教育改造，预防他们重新犯罪，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公捕公判大会显然背离教育和改造的目的。

公捕公判大会难以获得遏制犯罪的效果

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有言：“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刑罚的残酷性，而在于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 现代犯罪学的研究已经揭示：（刑罚）威吓的程度和犯罪率的高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当今中国治安形势严峻，有着复杂社会原因和深刻的时代背景。“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我们不去检讨我们社会政策中的失误和执法中的疏漏，反而将治安形势恶化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犯罪人，以“铁腕”治理犯罪，这是不公正的。司法是理性的，公捕公判大会是典型“广场司法”，会空费司法资源，使国民误以为违法犯罪的人可以侮辱，助长国民的以暴制暴的心态，不利于理性、宽容国民性格的养成，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