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商品化权的商标法保护

霍昕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挖空心思、想尽办法推销商品或者服务，以克服消费者对其商品不知明的担心。于是利用知名人物推广和宣传商品或者服务就应运而生。通过知名人物，可以使商品更加引人注目，富有魅力以及具有乐趣，还可以使人感到商品质量可靠，促使消费者对新商品或者服务接 受。广告中，明星为产品作“代言人”或者“形象大使”就是很好的例子。可以说，知名人物商品化已成为现代营销的重要特征。
一、知名人物商品化权的概念。
所谓知名人物商品化权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它是指将能够产生商业信誉的知名人物的姓名、肖像、声音、动作等人格形象因素进行商业性使用的无形财产权。①换言之，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就是其通过商业使用而取得经济利益的可能性。
知名人物商品化权具有以下特征：㈠权利的主体可以是知名人物本人、其创造者或者被许可使用的人。体育明星对其姓名或者肖像享有商品化权，迪斯尼公司对其虚构的人物享有商品化权。㈡权利的客体为知名人物的形象，即它以可确定知名人物身份的各类人格特征为权利的对象。知名人物的形象可以是真实的人物，如影视、体育明星的姓名、肖像或者其他特征；还可以是其他虚构的人物，如卡通人物米老鼠、蓝猫等。例如，在鲁迅后人与“鲁迅美术学院”案件中，鲁迅的肖像、姓名就是其商品化权的权利对象，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擅自进行商业使用。当然，知名人物不仅仅局限于“人物”的意义上，还包括其他一些事物或者活动的知名称谓。因此，更准确地说，知名人物商品化权就是知名形象商品化权。而且，作为保护对象的知名人物形象的范围本身有极大的弹性，并有扩大的趋势。㈢为商业目的使用。这里的“商业目的”是狭义的，是指广告或者促销商品，而不仅是在商业中使用或者追求利润。权利人对知名人物的特征主张商品化权，也常常是因为这些特征被他人用作商业目的。正如美国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次重述权威性地指出，知名权（即商品化权）通常并不包括在新闻报道、评论、娱乐、虚构或者非虚构作品中使用他人的特征，或者偶然在广告中使用该特征。②㈣知名人物商品化权的财产性。知名人物的肖像、姓名等特征，通过商品化可以转化为财产或者获得经济报酬，给知名人物的创造者、拥有人及其授权使用人带来经济利益。知名人物的形象之所以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主要是以下原因：⑴它可以吸引消费者对特定商品的注意。知名人物的姓名或者肖像等特征甚至可以作为区别商品的标识或者品牌，如李宁牌运动服以著名运动员李宁的名字作为商标，就很好地与其他品牌的运动服区别开来。知名人物的姓名或者肖像等也可以作为特定商品的装饰，增强其吸引力和显著性。⑵知名人物的姓名和图像也具有担保作用，能够刺激购买。将知名人物使用在商品上，能够引起消费者的强烈反响，也就是所谓的“名人效应”。⑶知名人物对特定商品的认可，可以使消费者有机会与公共人物联系在一起，无论这种联系是多么遥远。至少有许多消费者无意识地看中这种联系。③
二、 知名人物商品化权保护的意义。
商品化权是已发展成为保护知名人物特征的商业利益的权利。总体上说，知名人物商品化权利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即其本身是知名形象的创造者或者管理者的智力劳动成果，而且可以转化为商业价值，也是一种商业成果。尤其随着现代影像媒体的不断进步,作品越来越容易得到广泛的传播,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逐步为人所周知。而将这些角色的形象以至名称用于商品上或者服务上,往往会强烈地唤起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取得商业上的成功。由于作品中的角色,特别是著名的角色,包含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常被他人擅自在商业上使用,所以在法律上应当给予一定的保护。从表象上看，将知名人物注册为商标符合商标的形式性要求，与商标法关于商标的禁止性规定也不相冲突，但从实质看，商标注册人主观上存在借“名人效应”提高产品知名度的故意，客观上也实施了该行为，属典型的“搭便车”行为。这不仅不符合法律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也有违社会公德。试想，将某知名人物的名字进行商标注册后，社会公众第一反应很可能是认为，此产品与该知名人物具有某种特定联系或者取得了权利人相应的授权。出于对该知名人物的认可，公众可能倾向于接受该商标的商品。因而，注册人的注册行为事实上无偿占用了他人的劳动成果，对产品来源和公众认识也是一种误导。同意该商标的注册申请，不仅侵害了知名人物的在先权利，也容易混淆商品来源，不利于稳定经济秩序和倡导良好社会风气。④

三、 我国的法律保护。
正是由于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运用法律保护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从外国的立法和实践经验来看，知名人物商品化权的保护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最基本的途径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版权法以及其他法律保护途径。在这里仅从商标法的角度谈一下对商品化权的保护问题。商标法可以对知名人物商品化权进行有效的保护，知名人物的姓名、肖像、绰号或者照片等都可以注册为商标，按照商标法保护。如果他人擅自将知名人物的特征注册为商标，权利人可以以侵犯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而主张在先权利。例如，英国1994年商标法的一个重大修改是不要求注册人必须使用商标，为方便转让而注册商标是允许的。该规定可以适用于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利的保护。知名人物可以在许多商品或者服务上注册商标，然后许可他人使用。而且，商标法改革白皮书在建议撤销原来的注册人必须是使用人的规定时，就承认商标许可在叙述发展的知名人物商品化活动中就有重要作用。
我国商标法相应也做出了一些规定。《商标法》第八条：“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来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商标申请注册”。第九条：“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 同时根据我国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商标注册实行“申请在先”兼“使用在先”原则。对于符合规定的予以初步审定并公告。在三个月公告期内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期满予以核准注册。第四十一条：“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等规定的，自商标注册之日起5年内，商标所有人或者权利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
四、 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商业利用”的范围。由于商品化权只适用于对他人姓名、肖像或者形象的商业利用，特定的使用是否构成商业使用呢？在广告中的使用通常构成商业使用，在新闻报道、传记或者电影中的使用通常并不构成商业使用。但是，在商业使用与非商业使用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区域，认定起来非常困难。一般来说，一些叙述性使用和指示性使用虽然被视为商业使用，但不构成侵犯商品化权。例如，美国一家报纸将其报道的体育新闻复制成宣传画（上面有体育明星的巨幅照片），并将其单独出售给公众。但是，法院认为该宣传画描述了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以及报纸有权通过复制其发表的作品进行自我广告，这种使用受美国宪法保护。
2.知名人物的“形象”的范围。这涉及到商品化权的保护对象，也就是有标识意义的“资产”。最初，商品化权限于知名人物的“姓名”或者“肖像”的使用,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将其扩展到识别知名人物的所有特征,包括姓名、绰号、面孔、画像、声音、（戏剧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以及其他特征。知名人物的特征对于促销商品是有价值的，知名人物具有防止他人擅自作商业使用的利益。美国“知名权”方面的权威学者J.Thomas McCarthy教授就指出，认定侵犯知名权的标准是原告能够在广告中被“识别出来”。例如，某著名主持人的开场白为社会公众所熟知，但如果有人未经授权使用在广告中，就有可能侵犯了权利人的商品化权。
3.知名人物知名的“标准”，也就是要求“众所周知”，这是必要条件。因为，如不知名，他人就利用不了它的竞争优势，即是被使用了也不影响竞争秩序和损害消费者利益，从而不具有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意义。只能根据民法的一般条款，从保护公民的姓名权或者肖像权的角度来处理。而且，如果不要求知名度，就可能导致商品化权的滥用或者不当保护。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知名”是指“著名”和“有名”，即知名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要在一定的范围内才称得上具有“知名度”，这类似于知名商标的评定。商家利用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也是想通过知名人物的声誉，吸引消费者，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从而获取商业利益。设想使用普通人张三或者李四的名字去申请注册商标，就有可能达不到它所期望的效果。因此对于知名人物的认定，既不能过于简单，也不能过于复杂，而要根据个案来处理。
注释：
①朱妙春著：《商标及专利纠纷案代理纪实》，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②孔祥俊著：《反不正当竞争法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506页。
③孔祥俊著：《反不正当竞争法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505页。
④万杰、明黎：《“刘老根”著作权与商标权的法律冲突》，载《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第5期。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对北京市人民法院1949年审判工作总结和该院组织机构及工作概况报告的批示
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人民法院：
你院七个月以来审判工作的总结报告，经本院各部门转辗传阅，故未早复。接到你们的这份总结报告后，后来又在《新建设》上看到你院王斐然院长在北大法学院所作的演讲稿“北京市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和工作概况”，两者作比较来看，在关于“审判工作的特点”和“审判工作的两个
基本认识”上无论是政策观点和对问题的提法，讲演稿比之所总结较为恰当。例如原总结“两个基本认识”中引证了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人民犯了法……”一段话随即解释为“人民犯法不是阶级本质，而是受了反动派的影响……”，这显然是不够慎重的。而在讲演稿中则有了改正
，这种改正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因此，我们基本上同意讲演稿中对原总结所作的一切修正。望将原总结重加整理后，即可为你院内部业务学习材料。现就讲演稿中的个别问题提出两点意见，请参照原总结加以考虑：
第一，关于审判中的民主。讲演稿提到“有些司法人员把‘民主’错认了，以为审判也应该民主，一切须由审判员与当事人协商。”自然，那种在审判中滥用民主的现象是应该反对、纠正的。但如果因此就承认我们“审判也应该民主”，同样也是不适当的。因为一切为着人民利益的观
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贯彻在我们全部审判活动，你们也是这样做了的。所有这些充分地表明着我们法院的民主的性质。所谓审判的强制性，也是民主的集中表现，这也就是我们在审判活动中应该提倡的有领导的民主。
第二，关于判决的执行。讲演稿提到“若在执行时发现判决不妥当处，应该从改正判决着手，而不应使执行打折扣。”发现错误，勇于改正错误，这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审判活动中的民主的特色。但“应该从改正判决着手”这句话，似嫌笼统。判决执行是审判的最后结果
，这种结果是向诉讼当事人甚至向社会公布宣布了的，那么，如在执行中判决失当而需要改正，这从我们政治责任上说是一件十分慎重的工作，因此，改正判决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自我批评检查工作的过程。但应该指出在这种执行时，发现判决失当，必须依照一定的条件经过很慎重的程序
，才可以改正原判，否则将会另外发生轻率改判，丧失审判应有的严肃性的种种流弊。关于这种改动原判决的条件和程序，在目前还没有诉讼法做根据的时候，我们认为如发现判决失当，原审机关的责任是迅速报告上级审判机关，在未获上级指示前，不能擅自进行修改原判的工作，这不但
是个技术问题，而是政治责任问题，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别。

附：北京市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和工作概况——北京市人民法院王斐然院长在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所作的报告
一、组织机构
（一）概况
北京市人民法院的组织机构分两大工作单位，一个是审判委员会，一个是秘书处。
审判委员会设办公室，下分两个组：一是民事组，下分十一个庭；二是刑事组，下分十个庭。各庭案件在审判前须送组审查，再经由办公室主任秘书核送院长兼审判长作最后决定。院长对一般简单案件，只能审阅判决书（原本），对重大案件，也必须详阅全卷，有时对判决书加以修正
，有时则提出意见，发回另作。最近由审判委员会决议：加强“组”的责任，如“组”认为无问题，即可判决宣判，如认为有问题，始送办公室。重大问题得开审判委员会讨论。如此分层负责，可以缩短办案时间，更可培养与提高干部的能力。
审判委员会下更设：（1）调查组，负责案件的实际调查，如即深入民间查访；（2）执行科，下设有①执行排，有排长、政治干事、执行员等，执行过去法警、执达员，庭丁等的职务；②赃证物库；③检验室；④法医；（3）代书处；（4）问事处。
秘书处下面分：（1）干部科，（2）总务科，（3）文书科。
（二）干部情况
现有干部188人，内留用者108人，新参加者28人，自老解放区来的52人（其中10人为学生，有北大同学4人）。
接管时对人员的留用规定相当严格，旧推、检不经改造一律不用，书记官以下得在原岗位学习，旧法警、看守员等不用。旧推、检中虽有洁身自好的人，但由于多年来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其观点、立场、作风均须彻底改造。并且立即留用他们，也必引起人民的怀疑和不满。
审判干部的名称，现在不用“推事”，而用“审判员”。能胜任愉快担任审判工作者不多，所以分为三类：（1）审判员，（2）代理审判员，（3）学习审判员。这样可以广开门路，在实践中培养出一批干部来。三类审判员都可在判决书上署名（谁判的案子即写谁的名字），但对外
负责，则是审判委员会的事情。从前的“书记官”现改称为“助审员”因为就其工作职务而言，叫“助审员”觉名实相称，而且可以加强其责任心，逐渐提为“审判员”。老解放区“审判员”多从录事、书记员等提拔起来的。
各区前有司法科，现虽无此名称，但各区仍作调解工作，凡经区调解未解决的案件，经判决后由法院将判决书正本送区参考。他们在工作中，也经常向法院要主意，法院对区的调解工作，有指导关系。
（三）组织上的特点
1．加强了宣传教育与研究工作。使人民了解法律、掌握法律、运用法律。
2．加强了干部工作。在过去这一段，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对留用人员之学习与思想改造上。绝大多数的留用人员，经过学习、检讨、鉴定、评级评薪，由“试用”而“留用”而成了正式受委任的工作人员了。
3．集体领导。用会议解决问题，特别是对判决加以修改，旧司法人员由于有所谓“独立”的思想，起而极感不便，甚至很不乐意，现在因为认识的提高，则已逐渐习惯。
二、工作概况
（一）简要统计
1．审判案件：从3月18日到10月底止，民事案接管141件，新收5110件，已结3114件，未结2137件。刑事案接管497件，新收8451件，已结7968件，未结1980件。共计接管638件，新收13561件，已结11082件，未结4117件。
2．相验案件：从3月18日到10月底止，验尸621件，尸体649具，验伤341件。
3．执行排工作：从3月18日到10月底止，送达传票共26289件，从5月12日至10月底止，民事执行案件共收297件，已结161件；刑事执行案件共收1468件（人犯2155名），已执行1433件（2015名）。
4．问事处询问事件，从4月到10月共3853件。
5．代书处代书诉状：从3月18日到10月底共计民事1063件，刑事303件，共计1366件。
6．宣传报导工作：自3月19日到10月底止共发新闻107件（内报导31件，判决68件，司法动态8件）；从9月到10月底共广播6次。
7．看守所：自接管到现在共经手过人犯7494人，现押人犯1998人。
（二）工作改造
1．代书处：使人民直接与法院发生联系，不再受讼棍恶徒的敲诈剥削。代书写状不收费，完全是为人民服务。
2．问事处：也是使人民能直接和法院发生关系，好象医院的门诊部。若是工作做得好，这里就可以解决许多纠纷，不必再进行诉讼。对宣传解释政策法令，也起着相当作用。例如关于房屋租赁问题，问事处把军管会关于房屋问题的布告大字写出张贴起来，对问事的人，详加解释说明
，人们的认识，很快趋于正确，心情也安定下来。
3．执行排：过去法庭、执行员、庭丁等都为非作恶，直接欺侮人民。现在旧人大部裁去，先从原有工役中选择少数可靠的组成执行排，施以教育，后更从老解放区学校中调来数十名受过训炼的荣军同志，分别充任看守所的看守员和执行员。过去许多工作制度，例如带差讨保，是为贪
污敲诈造机会的，现在交保多请保人直接到法院来，更尽量减少形式主义（可有可无）的具保。
4．刑事组：现行值日制度，使当事人可与审判员当天见面，而把案件尽速解决。
5．集体审判：把法庭变作讲坛，通过这一方式，使政策、法令更易为人民大家所了解。
6．巡回审判：由审判员去就地审判案件，一则容易进行调查研究，再则更可节省民力。
7．大胆负责：例如赃证物库从前无人敢负责管理，致存物糟糙，如面粉有霉硬成块的，自行车带有一触即破的。现在我们对旧存赃证物分期清理，解缴市库，而对于新案，则尽可能用其他方法来避免收存实物。
（附）看守所的改进
看守所现在是法院的组成部分，与刑事组密切结合。它对被押人有了解情况供给审判员和施以初步教育的任务。看守员经常和被押人谈话，观察他们的思想行动，荣军充任看守员更起着带头作用。
短期徒刑是否必须用监狱执行，或是可以就在看守所执行，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三个月的短期徒刑，已在看守所拘押了二个月，是否必须移送监狱？
看守所现在工作重心，是对于“惯窃”的改造。东北哈尔滨法院对惯窃问题曾加详细研究，认为他们是畸形社会所造成的，而具有下列特点：（1）无劳动习惯和生产技术；（2）有偷盗技能；（3）生活腐化；（4）意识无赖（他们常说“监狱是家、窑子是妈”）；（5）人生观是
“无期官司零碎打”（作案时准备坐监，在监时准备出去偷窃）。对于他们应该施以至少一年以上的改造教育。短期拘禁，对他们本身，对于社会人民，都是不负责任的。
现在采用了出外集体劳动的办法，有的更准许他们讨保具结，“回家执行”就是晚上回家住宿，白天到所吃饭，外出集体劳动生产，但所参加学习、检讨会。集体劳动可收相互督促竞赛，共同改造思想的效果。现在我们对惯窃的判刑，在一年以上（不超过二年）。这办法似乎只是治标
，因为只有发展生产，才是治本的办法，但是把一些惯窃，关起来进行劳动生产，这对于治本（发展生产）就是有帮助的。而且把一些惯窃培养出劳动习惯与生产能力，这就是治本办法之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治标治本是一致的，只谈治本而用短期徒刑，不负责对惯窃进行彻底有效的改
造是不妥当的。
看守所现在的主要缺点是：（1）房屋不够用，（2）干部思想不明确，对押犯也有讲“民主”，（3）对被押人犯的分析工作作得不够。今后的改进应该是：（1）扩充建筑，主要是加添生产设备，（2）另设短期徒刑执行部，（3）所内设立就审法庭，（4）加强对于犯人的控制
，应增加照相、指纹等工作；（5）加强研究工作，如统计工作等。
现在看守所的组织，设所长、副所长，下分总务、管教、生产等三课；和秘书、医务二室。
略谈审判工作
一、现在审判工作的特点
1．保护国家独立自主：否定了帝国主义过去的特权，经我们审判过的，有外侨为当事人的案件，他们一律须服从我国法律。现在大城市一解放，外侨众多，过去正是帝国主义行使特权的地方，所以对于外侨案件更须注意。在处理每一案件中，我们应该把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
民区别开来，更应该把守法的外侨和非法分子区别开来；制裁非法分子，正是要争取其他外侨，使每个外侨都服从我国的法律。我们决不是排外。所以在处理案件时，必须冷静慎重，防止盲目的左倾情绪滋生。
2．掌握政策：现在成文法还不多，审判时主要靠掌握政策。我们应该根据总的路线、纲领、政策、布告、决议等。当我们初进城市，有人有“无法可司”之感，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政策，必为人民所拥护，因为我们的政策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的。我们更须与政府的中心工作
相结合相配合，如镇压匪特、稳定金融、制裁恶霸、取缔奸商等。都是密切与政府结合、配合而进行的。
3．为人民服务：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于工作方法上如何便利人民，例如问事处，代书处，巡回审判，看守所，执行排的工作。
4．积极主动：我们不仅做审判工作，我们更重视秘书处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两方面是相互配合的。在审判时我们应该和各部门主动地取得联系，例如劳资、房屋、婚姻……等案件便与各有关部门互相商讨。我们不只坐在办公室里，而应该深入民间去查访。判决内容不只限于刑罚或赔
偿，也可以表扬，以及认错，道歉、赔礼等等。我们着重于问题的解决，而不专重形式。有的案件的判决书用大字书写张贴出去，更可收宣传教育的效果。
二、在审判工作中应加强两个认识
审判工作需要两个基本认识：（一）法庭究竟是什么？（二）在审判中究竟如何掌握政策？
（一）法庭是统治阶级统治敌对阶级的工具，此理人皆知之，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会有偏差。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内曾说过：“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
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给予言论、集会、结社
等项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司法工作者必须将此段文字熟悉。审判应该分清内外和敌友。三敌四友应划分清楚。对人民中间的纠纷和人民的敌人，在处理上应该有所区别，有的干部，对民主专政认识不清，错认“公平”是超阶级的，这是没有领会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两段话，为了引起我们的深切
注意，有照本宣读一遍的必要。这两段话是：“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
，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作过的那样。

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罢，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有些司法工作人员把“民主”认错了，以为审判也应该民主，一切须由审判员与当事人协商。他们忘记了审判是应该具有强制性的。我们应该多采用说服的方法，但说服不等于协商。无论在民事或刑事案件，审判应该是为了保护对的一方面，保证审判能达到贯彻政策的目的，就必须有
强制性。要实现合乎广大群众最大利益的政策，而要求人民政府没有强制性，这就等于要人民政府在顽抗者面前陷于无能。
为了保证判决的执行，我们应该注意两点：（1）在下判决时应考虑到执行中的一些问题；（2）加强对当事人的说服教育工作。若是在执行时发现判决有不妥当之处，应该从改正判决着手，而不应使执行打折扣。
（二）审判需要掌握政策，这是大家知道的，但在很多案件中，我们事实上不能掌握政策，这是由于我们只看到具体事实，而不知道怎样去和政策联系。这个联系须靠我们对于总的政策的认识。案件虽小，它必须一直联系到总的政策上去。当我们在审判案件时，往往是只顾眼前的具体
事实，而忽略或忘记把握总的政策。所以审判工作者每判决一个案件时，都要深思熟虑合乎具体政策吗？合乎总的政策吗？怎样区别合与不合呢？我以为应当是这样，这样判合乎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吗？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好处或至少没有害处吗？
干部不能掌握政策的原因很多，主要是：（1）受了狭隘的群众观点的限制，只看见眼前的人，而忽视了更大的事情，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便是如此。如对盗窃的无原则的宽大和对房客的房租问题，总觉少缴更好。可是这样做是否合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便少考虑了。这也是一
种恩赐观点，认为在自己手里的当事人总要给他一点好处。（2）只从静止看问题，不知道应该从发展中看问题，只看到当下的情景，不能从全面考虑发展的前途。（3）头脑不够冷静，易于感情用事。如与当事人顶撞了几句，把自己的威信（实际上是个人面子）看得太重，则易因触怒而
妨碍了冷静地按政策办事。



1950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