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体育总会


关于印发《2007年公益性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研讨会会议纪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群体处、社体中心，北京体育大学，上海、武汉、西安、成都、沈阳、天津、广州体育学院：
根据群体工作计划，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社体中心于2007年8月1~5日在山西省忻州市举办了公益性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研讨会。现将会议纪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并结合实际做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工作。




二○○七年十月十一日




2007年公益性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培训工作研讨会会议纪要




为进一步唱响“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主题，促进社会体育指导员各项工作的具体落实，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和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于2007年8月1日—5日在山西省忻州市举办了全国公益性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研讨会。全国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的8所体育院校（北京体育大学，上海、武汉、西安、成都、沈阳、天津及广州体育学院）、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文化体育局、部分省市（区、市）体育主管部门和农民体协的代表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共3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得到了山西省体育局和忻州市体育局的重视。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胡建国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在认真总结14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着社会的发展、广大群众的需求，就如何进一步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综合素质、能力和数量；如何进一步适应城市社区青少年锻炼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及实施农村全民健身工程的需要，培养和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如何有效地在部队开展社会体育技术骨干培训并实施社会指导员等级制度；如何进一步规范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工作，制定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的管理办法；如何编印社会体育指导员所需的工作指南性资料，制作为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所需的精品课时光盘；如何在2008年奥运会前举办以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经验、交流、宣传、促进为目的的大型活动方案，以及如何按计划实施2007年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等议题展开了认真的研讨。
此次会议议题范围广，时间紧，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就以下问题达成共识。
一、关于农村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工作
大家认为，实施农村体育健身工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因此，加强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很有必要。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仅占总数的10%，远远不能满足9亿农民的健身需求。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偏少，质量偏低的问题亟待解决。农村发展的难点在于，农民的收入和文化水平偏低，对自身健康的重视不够；各地农村的体育基础、传统习惯和风俗各不相同；农村开展体育活动缺少必要技术骨干。因此打造一支扎根农村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尤为重要。我国农村地域广阔，经济、文化、体验等有诸多差异，要区别对待，不能搞一刀切。当务之急是培养一支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师资队伍，坚持免费培训和义务服务，应把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农村学校的体育教师、农村文体中心户、农村医生、退伍军人等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逐步实施。与会的湖北农民体协代表根据多年工作经验和调查结果，提出农村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教学要有实效性、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过去取得教学经验基础上编写培训的辅助教材，教学内容除规定的必要的理论部分，项目设置上应根据不同地域的特色和需要把传统项目和新项目结合推广。培训内容主要是：职责、素质，活动组织能力，常见运动创伤处理，体育器材使用与管理等。大家对2007年工作计划中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师资培训教学方案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二、关于部队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与发展问题
经过研讨一致认为，可将《军人锻炼标准》和培养部队体育骨干两者结合起来，从部队特点出发，实施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和建设。部队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可与地方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优势互补，以取得多赢效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方面为部队服务，另一方面为地方培养体育骨干。部分省市已为部队培养了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军地两用人才。此项工作各地体育部门应积极支持和配合。
三、关于制定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管理办法
这是继2006年对8所体育院校13年来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进行全面评估的延续，管理办法涵盖了培训基地工作的基本内容。应在管理办法中完善如下内容：１． 每期办班之前召集院校培训工作会议，研究办班有关工作。２． 办班结束后，8所体育院校应以书面形式正式向有关省市体育部门反馈学员在班学习新、表现情况，以便让各省市主管部门及时准确掌握了解输送学员的全面情况。３． 要建立联络员制度，各省体育主管部门确定一名相关工作的联络员，确保长期和基地所在院校进行工作上的及时沟通。
四、关于社会体育指导员制作培训教学光盘
根据2007年工作计划，在举办本年度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期间，各院校须在已确定的学员认可的精品教学目录基础上，进行重新审定后制作，主要作用如下：１． 用于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２． 用于各地各个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师资的培训。３． 用于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再培训（适用于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5年以上没有经过再培训的人员）。４． 为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及广大农村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使用。５． 抢救体育精品课程。光盘母带将在今年年底培训工作完成后，经过审定再投入制作。
五、编印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手册
编印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手册，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通用的工作指南性质资料手册十分必要。编写内容包括相关的体育法规制度，社会体育指导员具备的素质条件，应做到简单使用。2007年进行研究和编纂，拟列入2008年工作计划出版。
六、关于2008年举办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会策划方案
大家一致表示，2008年奥运会之前举办全国性的、大规模的、高水平的、具有影响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会，是顺势、借势、造势，全面唱响“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主题，要把活动方案策划好，通过技能展示达到检验、交流、宣传、促进的目的。把我国实施《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制度》十多年来取得的重要成果充分展示出来。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凡是由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开展的有特色的健身活动项目均可参加。一定要将活动办出成效。
七、为保证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数量和质量，努力完成《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培训要求和任务目标
在2006年采取了由群体司和社体中心下发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通知、并取得较好成效的基础上，2007年的培训通知依然由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下发，要求各基地所在院校会后正式报上2007年培训计划，并保证培训工作在11月中下旬之前完成。
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胡建国在会议结束时讲话指出：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要树立系统工程的发展思路，要解放思想，创新观念，树立大群众体育发展观，群众体育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紧密相关、意义重大。全国9亿人口在农村，是群众体育重要的组成的部分，学校体育是竞技体育的重要基础。部队社会体育指导员机制的建立将有助于新时期部队强军建设，有助于为各行业、农村及城市社区培养高素质体育骨干。开展群众体育的目的要为全民健身增强人民体质服务，为竞技体育为国争光及后备人才培养服务，为促进社会和谐、科学发展服务。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要加强培训学习，努力成为科学健身的指导者，群众体育活动的组织者，开展健身活动的服务者，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宣传者。是基础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要抓住机遇，切实抓好，狠抓落实，不但要有数量，更要注重质量。2008年奥运会之前举办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会，是我国实施《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制度》十多年来的成果展示，目的是促进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事业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办公室成员，要树立全局意识，创新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在总局群体司的具体指导下把工作主动，创造性地做好。
浅议共同受贿犯罪数额的认定

闵涛


摘要：当前，受贿犯罪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例如，如何确定共同受贿行为中的个人"所得数额"，如何认定受市场行情影响比较大的贿赂物品的价值，如何认定及处理低价购房、收受干股的行为等，解决好这些问题对正确认定受贿犯罪，准确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共同受贿犯罪通常呈现两种类型：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共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二是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相勾结，共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根据刑法第386条的规定，对于受贿犯罪，应当按照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裁量刑罚。那么，共同受贿犯罪的"所得数额"如何确定？

　　关键词：共同受贿犯罪；认定


　　 　　一、两种大相径庭的数额认定标准 　
　
　　一种意见认为，从受贿共犯非法占有贿赂款物的方式看，共同受贿犯罪可以分为"共同占有型"和"分别占有型"两种情形。前者指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近亲属或者共同利益关系人（如情人等）结成受贿共犯关系，其通常以共同占有受贿款物为特征。后者指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或者国家工作人员与其近亲属等之外的无身份者共同受贿，其一般都以共同分赃、分别占有受贿款物为归宿。在认定受贿"所得数额"时，对于"共同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共同受贿的总数额；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各共犯人实际得到的款物数额（即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对于共犯人部分分赃或尚未分赃的，可以参照其以前分赃的比例或者按平均数额分担。
　　另一种意见认为，刑法第386条中规定的"受贿所得数额"是针对个人受贿犯罪而言的，不能理解为共同受贿犯罪中的个人分赃数额。对于共同受贿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应当依照刑法总则的共犯规定，按照"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犯归责原则，认定个人所参与的共同受贿犯罪的总额。

　　二、对分歧意见的法理辨析

　　笔者认为，共同受贿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直接关系到各受贿共犯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轻重程度，其首先应当遵循共同犯罪刑事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同时也要兼顾受贿犯罪本身的特点与复杂性，目的是做到罚当其罪、实现刑罚的公正性。由此以观，上述第一种意见强调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的见解，就显现可以商榷之处，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从现行法律规定看，各共犯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是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共同受贿犯罪的实践表明，各共犯人的"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往往与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能等同。具体说来，二者通常呈现两个方面的差异性：一是在法律层面，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对于共犯行为整体而言的，包括共犯人在共同犯意形成、共犯行为实行，以及事后分赃等受贿犯罪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显见，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只是评价"所起作用"的事实要素之一，二者具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很难等同视之。二是在事实层面，"所起的作用"与"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也时常脱节。如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共同受贿犯罪中处于支配地位、起主要作用，而其分赃或实得数额可能较少，抑或并不参与分赃。相反，有的共犯人分得大部分或者全部赃款，却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被动或服从地位，仅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简言之，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与"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或评判标准，倘若主要依据"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确定共同受贿人的刑事责任，则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共犯归责原则不符。
　　第二，从同类案件的量刑平衡角度考查，对于"共同占有型"的受贿，刑法理论和实务界均持有一致的见解，即共同受贿人应当对受贿总额承担刑事责任，哪怕行贿人将贿赂物品在受贿人之间作了明确的分配，如将名牌手表、裘皮大衣和笔记本电脑分别送给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妻子、儿子使用。在认定共同受贿犯罪数额时，我们无疑应当认定三件物品的总和数额，而不能将三件物品分开来作独立评价。否则，将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妻子、儿子使用的裘皮大衣和笔记本电脑认定为受贿物品都会失去相应的法律依据，从而有悖于客观事实。如前所述，"共同占有型"的受贿主要发生于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之间；"分别占有型"的受贿主要发生在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比较而言，"共同占有型"的受贿在社会舆论、影响方面主要以个别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贪腐为特点，而"分别占有型"的受贿，则明显以公共权利的集体腐败为特征。无须讳言，集体腐败比个别贪腐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当受到更加严厉的刑事制裁。如果对于危害更大的"分别占有型"受贿仅仅按照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追究刑事责任，较之于"共同占有型"的受贿均按受贿总额承担刑责来说，事实上会大大降低前者受到刑罚处罚的程度，并且常常可能是不同量刑幅度上的显著差别。于是势必产生的问题是，同样都是共同受贿犯罪，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采用明显宽宥处罚标准的法律依据何在？将其与"共同占有型"受贿实行区别量刑的合理性在哪儿？这些问题是不能忽视、且值得思量的！
　　第三，从法理层面分析，共同犯罪的基本特点就是多个自然人行为的整体性和刑事责任的共担性。具体讲，就是每个共犯人的行为，都是一个共同犯罪行为整体的一部分，每个共犯人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而且要在一定程度上对作为共犯人的"他人的行为"承担罪责，这是与单个人犯罪的明显不同之处，亦即通常所说的各共犯人应当对自己所参与的整个共同犯罪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主次不同的相应罪责 。所谓"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犯归责原则，正是建立在共犯行为的整体性与刑事责任的共担性的基础之上。由此看来，对于"分别占有型"的共同受贿犯罪按照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确定刑事责任，其所凸显的完全是个人责任，几乎绝对排斥了具有因果联系的"他人罪责"的考量余地，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共犯行为的整体性和刑事责任的共担性，进而也否定了共同受贿犯罪的基本性质，因而在法理上是不无欠缺的。
　　这里还应提出斟酌的是，当共同受贿人只是部分分赃或尚未来得及分赃时，主张参照其以前分赃的比例或者按平均数额认定各共犯人的个人所得数额，该做法难免有脱离共同受贿人的行为本身，由法官分配共犯行为及其刑事责任的不足。简单讲，共犯人分赃与否以及分赃多少，都属于共犯人的行为事实范畴，法官只能就每一共犯人已然实施的危害行为评判罪责之大小，而不能人为地改变共犯人共同占有的行为事实，将其切割、分派到各共犯人的身上。如若不然，其客观性和合理性都可能颇受置疑。
　　概言之，无论是"共同占有型"受贿，还是"分别占有型"受贿，均应根据各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对共同受贿犯罪的总额承担刑事责任。如果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主犯分赃数额较少或者没有参与分赃的，可以将分赃情况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考虑，但不能判处与分赃数额较多的从犯一样或者更轻的刑罚。反之，从犯也不能因为分赃数额多而被判处重于主犯的刑罚。
　　在辨析共同受贿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的基础上，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哪些情形可以认定为"分别占有型"的共同受贿？其与多个国家工作人员单独受贿有何区别？
　　从司法实践情况看，行贿人因一个事由请托、贿赂多名国家工作人员的表现主要有三种：一是行贿人将一笔贿赂款送给某一国家工作人员，由其在多名国家工作人员间自主分配或按行贿人明示的数额转送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此种情形下各受贿人对共同受贿的事实及受贿总额大多知情。二是行贿人以宴请、游玩等名义将多名国家工作人员聚在一起，当面送给每个人一定的贿赂款物，各受贿人对共同受贿的事实清楚，但对受贿的总额往往不曾考虑或者并不知晓。三是行贿人私下将贿赂款物分别送给多名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人之间对彼此是否受贿以及数额多少一般都缺少"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