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标的额确定民事案件审级的硬伤及对策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如说可让任一财产类民事的诉讼类案件都变成中院甚至高院一审，而不用多负担诉讼费，看似天方夜谭，实则触手可及——先提高标的额起诉，法庭调查结束前再撤回多起诉的标的额即可。如若此，必致大量普通案件（特别是劳动争议案件）涌向各省高院和最高院，故修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刻不容缓。
关键词：
诉讼费、撤回诉讼请求、退费、案件审级
一、划分民事案件审级的标准
民诉法第十九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一）重大涉外案件；（二）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三）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第二十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第二十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一）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二）认为应当由本院审理的案件
上述法条是划分民事案件一审审级的基本法律规定，但此规定极为模糊，不便操作，故最高院于2008年3月31日颁布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标准》，于2008年4月1日起执行——
北京市的标准为：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广东省的标准为：
（一）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诉讼标的额在3亿元以上的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亿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案件；2、在全省有重大影响的案件；3、认为应由本院受理的案件。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1、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亿元以下5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亿元以下4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2、珠海、中山、江门、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亿元以下3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亿元以下2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3、汕头、潮州、揭阳、汕尾、梅州、河源、韶关、清远、肇庆、云浮、阳江、茂名、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亿元以下20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笔者不再一一列举，有兴趣者可自行阅之。从该规定可看出，标的额成了划分案件审级的最主要标准，这就造成了一些无法弥补的硬伤。
二、现行案件审级划分标准的硬伤
（一）照顾劳动者的立法带来的硬伤
继国务院颁布于自2007年4月1日起施行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将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费规定为每件10元之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十三条又规定：“劳动争议仲裁不收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经费由财政予以保障。”国家体现人文关怀、照顾劳动者这一弱势群体、降低其维权成本的立法意图本无可厚非，但结合最高院的上述划分案件审级的标准，却给法院受案造成了无法治愈的硬伤——
从最高院公布的受案标准看，高院最高的受案标准也仅3亿元，故如劳动者们想让案件都变为高院一审，就太简单了，只需在仲裁时索要天价违约金（超过3亿元即可，哪怕十亿元亦无不可，反正仲裁免费），仲裁机构肯定不会支持，劳动者不服当然就得向法院起诉，这么大标的额，当然是高院受理，而高院也只能收10元受理费。至于受理后支持多少无所谓，反正很多劳动者对基层法院甚至中院已不信任，就要上诉到最高院去评个理。
自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各地基层法院的劳动争议案件就已数量倍增，极为可观，若劳动者们知晓上述“方法”，那各省高院、最高院的法官们什么也不用做了暂且不说，恐怕人员编制和办公场所再扩大百倍、千倍也办不完劳动争议案件。只要上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和仲裁法的收费标准不改，无论你法院如何提高受案的标的额，都将徒劳无功。
针对之，笔者认为，普通的劳动争议案件，欠薪上万元已不多见，大不了再放宽十倍，以十万元为限，标的额十万元以下的仲裁免费、诉讼费仅10元也就足以实现国家之立法意图，超过10万元的部分则应参照财产案件的收费办法处理。如作此立法修改，或可解决劳动争议案件审级虚高之危机。但在笔者看来，亦将徒劳无功，且看下文分说。
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漏洞所带来的硬伤
论述前，不妨先看几个法条：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以调解方式结案或者当事人申请撤诉的，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
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数额，案件受理费依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数额的，按照增加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补交；（二）当事人在法庭调查终结前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按照减少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退还。
第三十四条规定：民事案件的原告或者上诉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准许的，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或者上诉人负担。
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调查终结后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减少请求数额部分的案件受理费由变更诉讼请求的当事人负担。
上述法条似乎无问题，但假设一下：当事人起诉100万元，在法庭调查结束前想撤诉，如果直接撤诉，简易程序案件，法院不退还分文诉讼费，普通程序案件还可退还一半；此时，如不直接撤诉，而是先申请减少99万元的诉讼请求数额，再申请撤诉，会发现，依上述第二十一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减少的99万元的相应诉讼费，法院应予退还，且不论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法院都只能收25元（因撤诉减半收费）。这还算好的，如果遇到麻烦点的当事人，干脆把诉讼请求减少到只剩一元钱，也不撤诉，最多损失50元诉讼费，你法院爱怎么判怎么判，无奈法院还是只能出份判决，这必将使法院非常被动，大大浪费司法资源。
据此，如想让一个案件变为中院或高院一审，增加标的额就行，可以违约金、精神损害赔偿金甚至莫须有的名义增加，中院或高院受理后，在第一次开庭的法庭调查结束前，再把额外增加上去的诉讼请求数额申请撤回即可。这样既不用多出诉讼费，还可提高案件审级。
笔者粗略看了一下，全国大多数中院的受案标准都未超过1000万，即诉讼费不会超过81800元，哪怕以广东省高院的受案标准3亿元计算，诉讼费亦不过1541800元，在当今社会，能交得起此诉讼费的人不在少数，最重要的是交了最后还可以把多交的部分退回来，最多损失点利息[2]。对于外地特别是外省的原告，本就非常担心地方保护主义，到基层法院起诉在交通上亦十分不便，系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好了，干脆在高院起诉就行了，既避免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又避免了下地州的舟车劳顿之苦。
对普通案件，多数当事人或无那么多诉讼费预垫交，劳动争议就麻烦了——如前所述，任一个劳动争议案件都完全可能变成高院一审，现在劳动者甚至连撤回诉讼请求的程序都可省略，且哪怕仅判决用人单位支付一块钱的劳动报酬，那10元的诉讼费也将由用人单位负担；哪怕如笔者的建议以10万元为分水岭，亦无法解决之。
三、走出困境之立法构想
（一）修改立法之紧迫性
现虚增标的额提高审级之案例或尚未出现，但“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3]。必要的风险预估意识必须有，为鼓励当事人年底撤诉提高结案率，而让当事人先减少诉讼请求再撤诉，然后年后再来起诉之做法在司法实务中已然出现（不少律师也愿意这样做，因为每个案件２５元的诉讼费完全可接受，还和法官搞好了关系）。并且，早在2011年，笔者在创作的《诉讼费有关问题研究》一文中就曾指出过《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中的上述漏洞，指出想撤诉的人可先撤回诉讼请求再撤诉，而该文已公开发表在云南法院网上，这就意味着此方法已为公众所知。以我之愚，尚能想到如此提高审级之办法，智胜我百倍之人多如牛毛，故通过立法弥补此漏洞刻不容缓，若待风靡全国再为之，必非常被动。
（二）应对之立法构想
早在2009年，笔者就发现了《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中先撤回诉讼请求再撤诉的漏洞并应用于司法实践，两年多来，笔者也一直在思索如何弥补之，现提出如下立法构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为解决《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存在的问题，特制定本解释。
第二条 普通劳动争议案件，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不超过10万元的按每件10元交纳；超过10万元的部分，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2目至10目的规定交纳。
涉及工伤的劳动争议案件，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不超过50万元的按每件10元交纳；超过50万元的部分，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2目至10目的规定交纳。
第三条 当事人提出案件管辖权异议，不论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每件应预交50元至100元。
如当事人不在指定的期限内预交，则按撤回管辖权异议处理。
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将收取的诉讼费予以退还；撤回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不予退还。
第四条 当事人在法庭调查终结前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按照下列比例退还诉讼费：
浅谈著作权侵权认定的几个问题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济南分所 艾泽波律师


1998年济南中迪多媒体产业有限公司（下简称中迪公司）以365个成语故事为题材，创作了365集儿童动画片《中国成语故事大全》（下简称《故事大全》），并委托山东齐鲁音像出版社以VCD光盘的形式出版发行。
　　2001年初，中迪公司在山东、河南和山西等省市的市场上发现了大量的侵权音像制品《成语故事大王》（下简称《故事大王》）。其内容完全是从中迪公司创作的《故事大全》中抄袭而来，包装上标注是由黑龙江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中迪公司遂委托我所在山东、河南和山西等地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
　　至今，案件有的正在一审程序中，有的已审理完结，有的已进入二审程序。在这多起著作权侵权诉讼中，被告销售的侵权音像制品是一样的，都是《故事大王》，而且被告都是销售商，但在侵权认定上，不同的法院出现了不同的认识。
　　一、对内容相同的音像制品，怎样认定侵权；
　　内容相同，而出版社和名称不同的音像制品，有以下几种可能性：（一）同一著作权人授权不同出版社出版的；（二）不同著作权人创作的，内容相同只是巧合而已；（三）其中有侵权音像制品。中迪公司从未授权黑龙江出版社出版发行《故事大全》或《故事大王》，那么只剩下了后两种可能性。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①的规定，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享有著作权(法律有特殊规定的除外)，而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因此,只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作品，，即使内容相同，也不能认定谁侵犯了谁的著作权，每位作者对自己的作品都享有著作权。但对于儿童动画片《成语故事大全》和《成语故事大王》，其内容实质上是美术作品和音乐作品的合成。作为美术作品，它是有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具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构思、绘画习惯，笔下的人物、风景等不可能完全相同。即使是同一风景的同一角度的绘画。这一点，美术作品与摄影作品有一定的区别。作为摄影作品，它是借助器械，在感光材料上记录客观物体形象的艺术作品。不同的作者对同一客观物体摄制的作品，可能内容完全相同。而美术作品实质上是作者把自己认识到的客观物体的形象通过线条、色彩或其他方式反映到载体上，其中蕴含了作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思想。不同的作者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认识和思想。因此，其创作的作品不可能完全相同。在本案中，《故事大王》与《故事大全》的人物形象、背景、故事情节等完全相同，因此其中必有一个是侵权音像制品。
现在只需证明谁是著作权人即可。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音像制品须在外包装上标注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其中注有音像制品的出版年份，对认定谁是侵权音像制品可以起到一个旁证的作用。但是不能直接证明谁是著作权人。因为这只是出版物的的出版时间，而不是作品的完成时间。即使是作品的完成时间，也不能直接解决谁是著作权人的问题，因为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实行的是自动保护原则，作品自完成之日即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无需履行行政程序，无需申请和公告（这一点不同于专利权和注册商标专用权），国家的著作权登记实行也是自愿原则。因此，中迪公司只凭借手中的《故事大全》VCD光盘和复制授权委托书还不能充分证明自己是《故事大全》的著作权人。中迪公司还必须提交剧本、原画等材料来证明自己实施了创造性劳动，该创造性劳动产生了智力创作成果即《故事大全》，才能充分证明自己是《故事大全》的著作权人。
上面提过，美术作品有它的特点，不同的作者不可能创作出完全相同的美术作品，即使是同一作者，也不可能创作出完全相同的美术作品。因此， 中迪公司只需证明自己是《故事大全》的著作权人，《故事大王》与《故事大全》的内容完全相同即可。法院据此即可认定《故事大王》是侵权音像制品。
二、销售行为是否是独立的侵权行为；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庭审中，曾询问中迪公司认为销售行为是独立的侵权行为有无法律依据，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也认为中迪公司没有起诉出版社而无权起诉销售商。这里面实质上涉及到单独侵权行为与共同侵权行为的问题。根据我国民法理论，单独侵权行为，是指致害人仅为一人的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是指致害人为二人以上的侵权行为。出版商出版侵权音像制品是销售商销售侵权音像制品的前提，没有出版，就没有销售，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是“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其作品的”，复制和发行是连在一起的，中间没有标点符号，有人据此认为出版行为是直接侵权行为，销售是间接侵权行为，二者是共同侵权行为。笔者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五）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即以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变、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以及许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而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一）复制，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五）发行，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对音像制品而言，出版商的行为是复制行为，销售商的行为是发行行为。大的方面看，两者都侵犯了作者对作品享有著作权，但出版商的行为侵犯的是复制权，销售商的行为侵犯的是发行权。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利（这一点，在新《著作权法》第十条中规定的相当明确），而共同侵权的要件之一是结果的单一性，即侵犯的是同一种权利。因此，出版和发行是不是共同侵权行为，而是两种相互独立的侵权行为，著作权人有权单独起诉出版商和销售商。（当然，即使是共同侵权行为，受害人也有权起诉其中之一的致害人，因为共同致害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法律责任，安阳中院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三、认定销售商的侵权行为是否须认定其主观上有过错；
侵权行为是侵权民事责任的客观要件之一，侵害人主观上有过错是侵权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两者是相互独立的。只要是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销售（发行）行为，都是违反《著作权法》的行为，都是侵权行为，与销售商主观上是否有过错没有关系。因此，认定销售上的侵权行为不须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过错。
四、销售商对主观上无过错的侵权行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
理论界对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还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一直存在着争议。如果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那么销售商如果主观上没有过错，则不需承担法律责任。如果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即使销售商主观上没有过错，仍得承担法律责任。这一点，我国《著作权法》没有明确的规定。而我国新《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复制品的发行者……不能证明其发行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那么，是否可以反推出：销售商能够证明其销售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就不承担法律责任。我国《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够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即使销售商能够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其仍应承担除赔偿损失外的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法律责任。法律仅仅免除了销售者的赔偿责任。而我国《著作权法》却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因此，即使销售商能够证明其复制品的合法来源，即其主观上没有过错，仍应承担法律责任。销售商承担法律责任后，可以向其供货商追偿。从新《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似乎可以推出对销售商能够的侵权责任使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①：因本文中讨论的案例均是在2001年10月27日前立的案，因此适用的是修正前的《著作权法》。本文未注明新《著作权法》的，均为修正前的《著作权法》。
参考书目：
1、《民法学》彭万林主编，1994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知识产权法律和诉讼实践的探讨和研究，发表了多篇知识产权法律方面的文章，出版
2、《知识产权审判实务》罗东川 马来客主编，2000年法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