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铁驶向海外可能遭遇的纠纷

作者：林晓 律师

随着京沪高铁的开通，日本媒体聚焦于南车集团将把京沪高铁使用的21项相关技术在美国、俄罗斯、欧洲等地申请专利，声称如果中国将“新干线仿制品”申请为自己的专利，相关企业将采取对抗手段，坚决阻止中国厂商获得各国专利。7月8日，中国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说，“新干线与京沪高铁完全不在一个相提并论的层次，”京沪高铁在舒适度、线上部分技术、线下部分技术等各方面远远优于新干线，中国CRH380A型高速动车组，标志着世界高速列车技术发展到新水平，中国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由此，中日两国围绕中国高铁技术专利及车辆出口的争执拉开帷幕。

问题的由来

目前国内的CRH1、CRH2、CRH3、CRH4 各型动车组分别是在“引进、吸收、再创新”加拿大庞巴迪的Regina、日本的E2-1000、德国西门子ICE3、法国阿尔斯通的SM3等四种车型的基础上生产的。其中CRH2A型动车组（最高运营时速250公里，标准时速200公里）是中国南车集团于2005年8月开始基于日本川崎重工提供的新干线E2-1000的生产技术制造的。而当年对于向中国提供该项技术，在日本国内是存在赞成与反对两种声音的。反对者的意见自然是担心中国利用新干线基础技术进行技术创新，进而将产品推向国际市场，从而削弱日本产品的竞争力；赞成者的主张是，将已经落后的新干线E2-1000生产技术提供给中国，以此换来的资金用于在日本国内推广采用更先进的E5系技术（设计最高运营时速360公里，实际运营时速计划2011年3月-2013年春300公里，2013年春以后320公里）制造的车辆。
正因为有了如此愿望和中国“技术换市场”的坚定政策，加之日本企业根本没有预料到中国会有较高的创新能力，所以，最终赞成派说服了反对派，共同组建了企业联合体向中国企业提供技术与产品支持。
此后，中国又相继研发出CRH2A型的后续车型CRH2B和CRH2C。尤其是CRH2C型，在南车集团经过两个阶段的创新发展后，其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在第一阶段（2007年12月底出厂），持续运营时速已达275公里，最高运营时速为300公里；在第二阶段（2010年1月完成），持续运营时速达到350公里，最高运营时速为380公里。由于南车集团同时承担了铁道部下发的新一代时速380公里级别的高速列车CRH380A型的研发任务，2010年4月底下线的CRH2C最后一列（CRH2-150C）例外地成为CRH380A型试验实体样车，改为使用新一代新头型。因此，CRH380A型也称为CRH2-380型动车组，它是南车集团在CRH2C（CRH2-300）型基础上自主研发的。
由此可见，从技术沿革来说，CRH380A型是在CRH2C型基础上研发的，而CRH2C型又是南车集团基于新干线E2-1000的基础生产技术上研发生产的新车型，因此，可以说CRH380A型技术完全覆盖了新干线E2-1000技术，CRH380A型技术远远优于川崎重工向中国提供的新干线技术。日本媒体声称中国高铁是“中国版新干线”、“仿制品”，是只看到了CRH380A型的基础技术来源，而忽略了中国在引进新干线E2-1000技术后，举全国之力所做的创新努力，更无视了日本迄今没有380公里级别的新干线，而中国却“青出于蓝”的现实。
另一方面，即使从是否构成专利侵权的技术比对分析来说，从来都只有改进技术可以覆盖基础技术，而绝无基础技术可以覆盖改进技术之说。所以，如果CRH380A型技术远远优于新干线E2-1000技术和其他日本现存的新干线技术，就不能说中国高铁CRH380A型是日本新干线的仿制品，而这点是显而易见的。

并非危言耸听

最近，日本网络媒体出现了一个新的“用语解说”——《中国版新干线的车辆技术专利问题》。按照该条词语解释，“这是中国制造商南车集团将把基于日本新干线“疾风”开发的高速铁路车辆CRH380A型在美国申请专利，对此日本方面已非正式地表示了担忧，日本向中国提供的新干线技术是附带有“在中国国内使用”条件的，而以车辆输出为目的的中国却主张该项技术是国产技术，这是一场在美国申请专利的作战。”
日本JR东海社长山田佳臣在会见日本媒体时说，希望提供技术的川崎重工“采取无愧于技术立国的相应措施”，明确提供技术的范围，坚决地阻止专利侵权。
川崎重工已向媒体表示，如果南车集团向各国申请专利，作为对抗手段，他们将首先向各国专利管理机关提供南车集团申请专利的技术与川崎重工属于相同技术的情报，以此否定南车集团申请专利的新颖性与创造性，从而阻止南车集团获得专利；而一旦南车集团获得专利，他们还将向该外国法院提起专利无效诉讼。
由此看来，让日本相关企业倍感郁闷的是南车集团将就CRH380A型动车组相关技术申请外国专利，这与中国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所说的，从2009年起，中国北车集团和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已经开始申报多项高速列车PCT专利，还不是一码事。今后，围绕南车集团申请获得CRH380A型相关技术外国专利一事，日方定会不依不饶，一场旷日持久的讼争恐怕在所难免。

一个核心两个基本问题

目前，日本媒体的焦点主要是针对南车集团将就CRH380A型相关技术申请外国专利，但实际上这一核心事件涉及到的是对两个根本问题的认知：一是南车集团就CRH380A型相关技术能否申请获得外国专利？二是南车集团如果将CRH380A型车辆出口到第三国，是否违约？是否构成专利侵权？
显然，对于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即在技术转让合同中对改进技术成果归属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改进技术成果当然归属技术改进方。由于拟申请外国专利的CRH380A型动车组相关技术是中方单独研发的，对此中方当然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而该项技术能否获得各国专利授权，则要看是否符合该授权国专利法的规定。即使日方提出专利无效异议，也需要有充分的证据来否认该项技术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否则没有胜算。试想，中国方面也不会愚蠢到拿不具有新颖性、创造性的技术去各国申请专利吧？！至少在前期中方对于哪些技术可以获得外国专利，应该是经过初步判断的。因此，中日围绕CRH380A型相关技术申请外国（特别是美国）专利的争讼，中方获胜的把握应当很大。
不过，另一方面，日本媒体强调，无论是川崎重工还是其他国家的技术提供方，他们在技术转让合同中都约定有“技术仅限在中国国内使用”的条款，中国向外国输出车辆构成违约，甚或构成专利侵权。
这样，中方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就是CRH380A型动车组是由上万项技术产品组成的，即使中方拥有了独自开发的关键技术的外国专利，似乎也无法逾越日方提供的其他技术产品“仅在中国国内使用”的障碍。这是中方不得不慎重对待的另一个问题。

地域限制条款的意义

在专利许可合同中，专利权人为了控制产品市场以及避免平行进口纠纷的发生，都会做出技术或产品的使用地域的限制性规定，因此，技术或产品“仅限在中国国内使用”的约定，在高铁技术转让合同中出现实属正常。
地域限制条款存在的法律意义有二，一是在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发生时，作为判断是否构成专利侵权的标准之一；二是单纯构成契约法上的违约。
通俗地讲，所谓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范例，就是他国专利技术获得者自己或者他人，将在他国利用获得许可使用的专利技术生产的产品，再出口到专利权所在国家（一国或多国）。
历史上各国为了解决专利使用许可与平行进口纠纷衍生出了专利权消尽法理原则。所谓专利权消尽法理，是指经专利权人或者经其同意，专利产品一旦置于合法的流通中，专利权效力原则上就不再波及该产品。这是由各国专利法或判例法确定的法理。它意味着被许可人的权利是依据专利权人的授权而存在的，即使获得了在某国或某个地区的专利许可，也不意味着被许可人同样获得了专利权人在其他国家或地区销售该专利产品的授权。
不过，各国判例在适用该法理时附加的条件是，专利权人在专利许可中附加的限制条件必须是“明示”的，如果没有明示约定，由专利权人转让的专利产品无论是在世界各国都不再受专利权人的限制；当然，违反特别限制约定的行为，即使不是该合同当事人也构成专利侵权。
由此可见，假如川崎重工同时拥有日本、中国、美国的有关“CRH2A型=E2-1000”车辆的生产技术专利，那么，川崎重工只要在其为南车集团提供该项专利技术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技术仅限在中国国内使用”，并在专利产品上贴附了明示标贴，未经其同意，该产品的制造商及经销商就不能将使用该专利产品的车辆销售到日本或美国去，否则，按照先行判例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都将被认定为专利侵权。
不过，目前似乎将CRH380A型动车组出口到美国，并不存在上述专利侵权的风险。

棋差一招

由于专利权具有地域性，一国专利在他国没有效力，而“专利权消尽法理”的适用又是以专利权人同时拥有多国专利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川崎重工必须在中国、美国同时拥有新干线E2-1000生产技术专利，才能凭借其对南车集团的技术转让合同中有着“仅限在中国国内使用”的约定，在美国对南车集团提出专利侵权诉讼。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川崎重工表示，他们没有在美国等国申请有关新干线制造技术的专利。
倘若果真如川崎重工所说他们在美国等国没有新干线制造技术的专利，那么，CRH380A型动车组出口到相应国家，就不会有因存在“仅限在中国国内使用”的明示约定而构成专利侵权的风险。

是否构成违约？

假设南车集团如愿获得了美国等国的CRH380A型动车组相关技术专利，并将车辆出口到该国，那么，南车集团是否构成技术转让合同上的违约呢？换句话说，引进新干线E2-1000的技术转让合同中虽然存在有关地域使用限制条款，但其射程是否当然触及CRH380A型动车组呢？这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如果回答肯定，并且不排除CRH380A型动车组也使用了新干线E2-1000的技术产品，那么中国高铁CRH380A型动车组走向世界将会受到影响；反之，中国高铁走向世界的步伐将会非常潇洒。



浅议占有改定的善意取得制度适用

杨帆
（湖北民族学院财经政法学院 湖北恩施 445000）


内容摘要：善意取得作为现代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已被世界各国民法所确认，同时各国民法对该制度的适用作了相当严格的规定。占有改定作为一项特殊的动产交付方式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成为各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笔者试就此问题作一些尝试行的论述。
关键词：善意取得；界定；制度；占有改定；适用
善意取得制度作为现代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己被世界各国民法所确认，同时各国民法对该制度的适用也作了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对其构成要件规定十分严格，另一方面对于不适用善意取得的基本情况也在法典中列举出来，如对于赃物，遗失物等就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物权的变动关系中主要规定了不动产登记制度，动产交付制度，在动产的交付中，占有改定作一项特殊的交付方式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一直是各界争论的一个焦点，笔者认为，占有改定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一、对于善意取得的界定
所谓善意取得制度是指动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其占有的动产，如果他将该动产转让给第三人，受让人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则受让人将依法即时取得对该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作为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学要而产生的一项法律规则，善意取得已被大多数国家的民法所确认。
由于善意取得制度要发生原所有人所有权丧失，而受让人取得所有权的结果，因此各国对善意取得的适用制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从我国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让人取得该财产时必须处出于善意。所谓善意是指受让人不知情，即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让与人转让财产时没有处分该项财产的权利。换句话说，受让人误认为财产的占有人是所有人或具有处分他人财产的权限。在判断第三人是否为善意时，一般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三人在交易时是否知道转让人是无权处分人，如果明知或应当知道转让人对财产不具有处分权，则不能认为是善意；考虑转让时的价格，如果明显低于该类商品的市价，也不能认为是善意；考虑交易的环境，如果受让人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购买的商品，且出具了发票，则可以认为是善意的。
2． 转让人必须为无权处分财产的人 。善意取得适用的前提是转让人处分财产构成无权处分。所谓无权处分是指权利人无权而从事了法律规定的处分行为。这种处分行为主要是指通过买卖、设定抵押等使所有权发生转让或者将要转让。弱如果不发生所有权的转让，而只发生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权能的转移，则不够成无权处分。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权处分是善意取得的前提，而善意取得主要适用于无权处分行为。
3． 善意取得主要适用于动产。善意取得的财产主要是动产的原因在于动产的公示以占有为原则，通过交付可以发生动产占有的转移，从而完成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对于不动产，如果登记发生错误，如果第三人因为信赖登记而与登记记载的权利人发生交易，一般适用公信原则。尽管二者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但两者的要件是不同的，例如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时要考虑价格因素，适用公信原则时则不需要考虑这个因素，所需要考虑的受让人是否对于登记记载的权利产生了合理的信赖。
设立善意取得制度的幕的在于维护商品经济交换的正常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纪社会保护交易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实际上就是保护交易安全的重要措施，民法的表见代理等制度都被赋予了这一功能。在广泛的商品交换活动中，从事交易的当事人往往不知道对方是否有权处分财产，也很难实现对市场上交易的商品逐一调查。如果从受让的环境来看，受让人不知或不应知道转让人无权转让该动产，则在交易后，由于无权处分行为致使交易无效，并使受让人返还财产，则不仅要推翻已形成的财产关系，而且使当事人在交换活动时，随时会担心现在买到的商品，今后可能要退还，从而造成当事人在交换时的不安全感，不利于商品交换秩序的稳定。反之，如果承认善意买受人可以即时取得所有权，则交易者就必为交易的安全担忧，从而能放心大胆地从事交易，这将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占有改定的善意取得适用探讨
在现实生活中动产的交付有两种形式：现实的交付和观念的交付。所谓现实的交付是指将动产的占有实际地转移给受让人，由受让人直接占有该动产；而观念的交付是指在特殊的情况下，法律允许当事人通过特别的约定，并不实现动产的交付，而采用能够一种特殊的变通的交付方式来代替实际交付。观念的交付主要有三种交付形式：简易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所谓占有改定是指转让人和受让人在转移动产时，如果希望转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当事人双方可以订立合同特别约定由转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而受让人因此取得对标的间接占有以代替实际交付。对于占有改定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理论界存在着较为激烈的争论，重要有以下几种学说：
1．肯定说认为占有改定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他们认为动产占有的受让并不是善意取得制度的本来要件，而不过是动产物权变动的成立要件，占有改定本来就是占有转移的方式之一，自然不能排除，而且善意取得制度本身就是基于对转让人占有的信赖，而保护善意受让人，以 实现对 交易的安全保护，不能因受让人占有时占有转移方式的不同，使善意受让人面对不同的法律后果。
2．否定说认为：受让人对标的物的虽然已占有改定取得占有，真正权利人对让与人的信赖关系已被否定，但此项否定，在动产实现交付以前，仍为实现，真正权利人的权利仍应视为继续存在，因此真正权利人有权对现在仍占有标的物的让与人请求返还，该让与人不得拒绝。受让人如在标的物已经返还真正权利人后，对其主张返还，真正权利人得以自己的占有是基于自己固有的权利回复而加以拒绝。其次，善意取得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但法律仍然要尽可能的兼顾静的安全，及原权利人的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对交易安全与原权利人的固有权利加以衡量，来决定更有必要保护何者。占有改定在占有转移方式中是最不明确的，如果善意取得制度对其加以认可，对原权利人未免过于苛刻。因为受让人已占有改定方式受让动产，实际上就是委托让与人占有标的物，这和真正权利人因信赖让与人而使之占有动产的情形相同。法律给予公平原则考虑，不用在权利变动上厚让与人薄原权利人。
3．折中说认为受让人可以通过占有改定取得动产权利，但这种权利的取得，必须标的物的现实交付后，才能确定。也就是说原权利人的所有权在让与人继续占有动产期间，并未确定丧失，若权利人先对该动产实现占有，受让人所有权即丧失，反之亦然，其理由在于占有的公示力较弱，因此当发生竞合时，通常在当事人见仅产生相对的效力，须与现实交付相结合，才能发生确定效力。
否认说认为，在受让人以占有改定方式受让财产时，是委请让与人占有标的物，这和真正权利人信赖与人使之占有情形相同，二者都是对让与人寄予同样的信赖，法律不能厚此薄彼。笔者认为在善意取得中，一般只要求占有人无权处分，无需有权占有，因此占有人未必与原所有权人存在基础关系，比如，因拾得遗失物而占有，而占有人与受让人则未必存在着信赖，在此情况下，法律似乎更应保护受让人利益。
笔者赞同肯定说。现今社会为商品交易社会，同种类物品被大规模成批量生产，充斥整个市场，大机器生产与流水线作业，使得同类物品间的区别几乎存此在，因此大多数商品都可以在市场上获得替代品。原所有人完全可以要求无权处分人承担民事责任，以补偿其损失。而且通常情况下动产的价值并非如不动产那样价值巨大，原所有人所承担的风险负担也不会太甚。当然在无权处分人无力承担责任活动产价值巨大时，对原所有人可能不利，但这并非占有改定所面对的问题，而是整个善意取得制度所面临的问题。
此外，在占有改定时，非因占有人责任而造成标的物灭失时，如果以否定说，认为受让人不取得所有权，那么物的风险负担由原所有权人承担，此时，原所有权人是不能请求赔偿的，反而对其不利。
现实中的确存在受让人以占有改定方式进行交付的需要，那么，在受让人需要以此形式交付时，受让人必须对占有人的占有是否为有权进行详细调查，花费大量时间金钱，阻碍交易便捷，如此则不正违背善意取得制度的初衷吗？让我们试举两例比较考察： 案例一、 A占有B所有之动产，与C达成买卖合同，同时达成租赁合同 ，依占有改定直接由A占有使用。 案例二、 A占有B所有之动产，与C达成买卖合同，并将标的物交付于C，之后，A又与C达成租赁合同，C再将标的物交付占有使用。 以上两案例，如果依照否定说，解决方法有2种： 前者因占有改定，因此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后者因已经实际交付故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在此情况下，当事人的地位并没有实质不同，按此方法解决，将造成理论逻辑上的混乱。而且即使承认后者否认前者，B与C也完全可以恶意串通，称已经有过现实交付的行为； 两者都否定。但如果如此，不仅善意取得制度本身的逻辑理论会造成混乱。而且交付实现的方式也产生问题，再者，当事人的责任认定也十分麻烦。就是能够分清当事人的责任，当事人间进行返还，也会在造成不必要的费用浪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占有改定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占有人以占有改定方式交付后，如果再以占有改定方式进行处分时，前一受让人的所有权丧失，由后一受让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 谢在权.民法物权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3] 王 轶.物权变动论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