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义务教育条例
辽宁省沈阳市人大常委会
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6号）
《沈阳市义务教育条例》由沈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11年9月1日通过，已经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1年9月29日批准，现予印发，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10月14日
沈阳市义务教育条例
(2011年9月1日沈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2011年9月29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辽宁省义务教育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实施义务教育及其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义务教育实行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区、县（市）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
市和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义务教育实施工作。
市和区、县（市）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发展改革、规划国土、建设、公安、交通、文化、卫生、体育、司法等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义务教育的相关实施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做好义务教育实施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实施义务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推进素质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第五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义务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依法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
第六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义务教育经费审计制度，每年向社会公布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和使用情况。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义务教育资源，对农村地区、财力薄弱地区给予重点扶持，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均衡配置本行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的师资、经费、校舍、设备、设施等教育资源，缩小本行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之间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的差距，保障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
第八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完善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送教服务为补充的多种形式的特殊教育体系建设，使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达到普通儿童少年同等水平。
提高少数民族双语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公用经费标准，并及时足额拨付。
第九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部门应当定期对本行政区域义务教育工作执行法律法规情况、教育教学质量、开展素质教育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等进行督导。
区、县（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部门应当每三年至少开展一次义务教育综合督导。
督导报告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保证本行政区域内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均有公办学校学习的席位，并组织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免试就近入学。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依法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适龄子女免试就近入学，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一条 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公平、公开和有利于就近入学的原则，根据当地适龄儿童、少年的分布状况，合理拟定学区划分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学校应当严格按照学区划分的规定接收学生，并公布接收情况。
第十二条 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提出书面申请并出具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证明，由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期限为一年，期满后仍不能入学的，申请人应当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情形消除后，适龄儿童、少年应当继续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第十三条 市和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健全防止与控制学生辍学制度，依法组织和督促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未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或者辍学学生的，应当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
适龄儿童、少年旷课或者辍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督促其返校就读。
对违反学校相关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不得劝其退学或者开除。
第十四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教育、编制和财政等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义务教育发展规划，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核定教师编制，并依据生源、学校和课程设置变化等情况，适时调整教师编制，及时补充教师，保证教育教学需要。
第十五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校长、教师交流，均衡配置本行政区域内的校长、教师资源。
校长、教师交流的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六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校长、教师支援农村教育。
第十七条 市和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教师培训机构建设，制定校长、教师继续教育规划和培训计划，设立教师培训专项资金，定期对校长、教师进行培训。
第十八条 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和教师的管理。
学校或者教师应当按照确定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不得擅自违反课程设置规定和教育教学计划授课；不得利用假期、公休日、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有偿补课或者讲新课。
教师应当为人师表，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不得体罚、变相体罚、侮辱、歧视学生。
第十九条 学校应当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不得占用或者减少思想品德、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社会实践等课时。学校应当合理安排学生的作业量，避免过重的课业负担。
第二十条 学校应当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组织学生开展各项体育锻炼活动和文化、科技、社会公益等社会实践活动，保证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加强学校课外活动基地建设。
第二十一条 学校体育场馆应当在课余时间免费向学生开放。政府投资建设和管理的社会体育场（馆）、体育设施应当每月至少有一个休息日免费向学生开放。其他社会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应当由政府相关部门协调定时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
第二十二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小学校建设纳入城乡规划，统筹安排，合理布局，按标准配套建设。
中、小学校及其规划预留用地不得改为他用。确需调整的，必须经市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根据中、小学校用地规划予以调整、补还或者重建。补还或者重建的用地面积不得少于原用地面积。
第二十三条 学校建设工程完工后，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合格的，及时移交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并依法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未经竣工验收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由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及时整改，符合要求后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四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进行学校产权登记。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学校的性质，不得侵占学校的校舍、场地和教学设施、设备。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学校校舍、场地和教学设施设备转让、出租或者改变用途。
第二十五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学校校舍、教学设施设备和场馆等安全性能进行勘查、鉴定。需要维修、改造的，应当及时予以维修、改造。经鉴定为危房且不具备维修、改造条件的校舍，学校不得使用，有关部门应当予以拆除。
第二十六条 市和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重视校园安全，按照有关规定配备保安人员。保安人员应当履行维护校园安全的职责。学校应当加强校园内饮食安全管理，防止饮食安全事故。
第二十七条 学校应当进行人身安全、自救和公共卫生等教育，根据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开展多种专题教育，使学生具备交通、治安、火灾、地震、食物中毒等方面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常识，并组织进行逃生自救、互救和紧急疏散避险等应急演练。
第二十八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学校及周边综合治理联席会议制度和警校经常性联系制度，组织教育、公安、工商、文化、交通、卫生、环境保护、行政执法等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维护学校周边治安、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等社会秩序。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协助。
第二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有关安全防护距离的规定，在学校周边兴建存在安全隐患或者产生环境污染的企业、设施；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在学校周边二百米内设立互联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从事其他影响学校安全和教育教学的活动。
第三十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校车的管理。交通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校车登记和驾驶人资格审查制度，加强对校车及驾驶人的管理；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校车的行车安全管理；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生和家长的安全教育，建立学生乘坐校车实名制管理制度。
校车应当按时、按线、按定员行驶。
第三十一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违反本条例第五条规定，未履行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职责的，由市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第三十三条 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未采取措施组织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或者防止辍学的，由市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区、县（市）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 学校、教师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擅自违反课程设置规定和教育教学计划授课，利用假期、公休日、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有偿补课或者讲新课的，体罚、变相体罚、侮辱、歧视学生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视情节对校长或者教师给予行政处分或者予以解聘。
第三十五条 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的，由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1995年3月1日起施行的《沈阳市九年制义务教育条例》同时废止。
浅论人工生殖管理的法律调控原则
法律科学 发表时间：199601
作者：陈小君/曹诗权
人工生殖技术由科学实验走向临床应用，成千上万的人工生殖人口来到人世，这不仅涉及到社会伦理关系，更衍生出一系列有关行政法、亲属法等诸领域的边缘性法律问题。对此，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已开展了较深入的研析和立法探索。我国则只是消极被动地规定暂停该技术的使用，在立法上呈严重滞后状态。但实际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迫切需要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去寻求如何合理使用的正确导向和法律调控原则。
一、人类生育的新发展及其现实问题
人类在自然选择和社会进化的漫长历史长河中，曾实现了生育方式的两次大飞跃。第一次是从猿类的动物界，进化到人类的原始社会，群体性两性关系和母系血统孕育了有关性和生殖的社会禁忌与习惯，生育链条中萌发了某些社会机制，人类走出摆脱纯动物生育方式的第一步。第二次是人类社会由蒙昧、野蛮状态走进文明时代，个体婚姻家庭取代原始的群婚，人类的两性关系及生育繁衍与婚姻家庭不可割裂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生育上的社会关系系统。
两次飞跃，带来了人类量的增多和质的提高，使人类超脱动物界愈来愈远。但是，用科学的目光来审视，历史的飞跃是局限的、不彻底的，原因在于它从根本上仍保留着生殖能力、生殖过程、生殖关系的多重自然属性，是一种单一的自然生殖系统工程，没有直接的人工技术力量的参与，任何社会控制和补救措施都难以介入。
历史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域，并大踏步地迈进了人类生殖这一盲区，划时代的人工生殖技术开始从根本意义上改变着人类的自然生育方式，“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代理母亲”三种类型16种操作组合形式已取得多例临床应用实效和触类旁通的广阔推行前景。它们既是一类技术手段，又是一种新的生殖方式。在其意义上，我们不能否认，人工生殖技术既具有科学史上的空前创新价值，更有其多方面的积极的社会价值。但是，新的生育方式和技术也带来了诸多法律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父母”角色多元化，引发户政管理对亲子身份认定的现实矛盾
人类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群婚时代，过渡到个体婚制，双重亲子关系明晰化，社会确立了亲子身份认定的自然命题和推导原则。其中公认的有三条：第一，一个人生来在自然血缘上只有一父一母，非有法律拟制之特别，父母子女关系自然形成，权利义务终身相随；第二，基于供卵、受孕、妊娠、分娩集于母体，不可分离，母亲身份根据出生事实确定，罗马法为此设立了一条古老法则：“谁分娩谁为母”；第三，基于法律上生育与性、性与婚姻不可分离，父的身份根据与母的婚姻关系确定，拿破仑法典以此为前提规定子女于婚姻关系中孕育者，夫即取得父的资格。此三条原理客观地反映了自然生殖的亲子规律，也是我国现行婚姻法和户政管理确认亲子关系的自然基础。但是，人工生殖的适用，打破了这些自然法则，使目前的亲子身份和户政管理无所适从。
1.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如何认定？非有明确反证，凡夫妻于合法婚姻关系内所生子女，均为婚生子女，乃各国亲属法和户政登记的通例。然而，如采用人工生殖，由夫妻之外第三人供精、供卵或代孕、代生，可以各种形式孕育出非夫妻精卵同质的子女，受精、孕育的主体和空间超越于夫妻关系之外，由此所生子女是婚生还是非婚生，在户政管理中能否直接登记或登记于谁的名下，颇难定夺。虽然我国法律明文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不得歧视，但应由哪个父母来保证子女权益的实现，则直接涉及下面这个问题。
2.社会父母与生物父母的多元冲突。人工生殖使得第三供精人、第三供卵人、代生母亲、胚胎代育者、实验室、操作医师等介入生殖过程，婚姻、两性结合、供精、供卵、受孕、妊娠、分娩及抚育的一体化生殖系统被分解割裂，结果产生代生母亲与养育母亲、供卵母亲与孕体母亲、生物父亲（基于遗传）与社会父亲（基于抚育）、有婚姻的父母与无婚姻的父母等多重角色并存，生育上的单向联系变成了多重复合关系，多元代替了传统的一元。在这种多角色并存中，难免发生不要子女的消极冲突和争要子女的积极冲突以及子女成年后要求变更父母的矛盾。对此，亲属法和户政登记管理中应如何规范必须予以明确，否则，将使此类亲子身份及其权利义务处于动荡游移之中。
（二）亲属关系超时空，婚姻登记管理对近亲婚配疏漏难控
在传统法律意义上，亲属是因婚姻、血缘和收养而形成的一定成员间的社会关系，具有稳定的不可移转的时空界域。在自然生殖下，法律根据亲等亲系等自然联结机制很容易把握亲属范围及其血缘系统，从而确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亲属制度。但人工生殖却在有意无意中改变了亲属的血缘纽带，使传统亲属制度难于接纳。据传媒介绍，前苏联一女科学家用公元900
多年战死在西伯利亚的维系战士的精子（由于该处一向地冻天寒，所以尸体保存完好）作人工授精孕育出一个健康的男婴；南非有一名妇女借助技术手段为自己的亲生女儿充当“代理母亲”，结果替女儿生育出一个男孩。这两例的技术性推广，不仅提出了处于人工冷藏术控制下的精、卵元体及其胚胎是主体还是客体、是个人财富还是社会资源的论题，而且使人类个体乃至群体的血缘亲属关系不再受到特定时间、空间和辈份、年龄的限制。由此不可避免地形成近于混乱的扑朔迷离的亲属血缘关系，既使有关亲等、亲系和亲属范围、辈份、称谓、效力等现行亲属制度的基础性规则感到局促，又将近亲婚配置于两难的尴尬境地：
一是婚姻登记管理中对近亲婚配的禁限有无必要。“同性为婚，其生不繁”，这一千古法则从原始社会的自然选择转化到我们的现行婚姻管理中，是禁止一定范围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结婚。此条管理规则除了反映一定的社会伦理要求之外，其根本而直接的价值意义是保证婚育人口的质量，避免近亲基因的遗传，实现自然优生。显然，这一婚姻价值在人工生殖的操作下已失去原始意义。
二是近亲婚配难于禁防。自然生殖下，人的血缘关系单一明确，管理上亦能清楚地把握和控制。但人工生殖下，供精、供卵的多角色化和秘密化，所谓“超人精卵”的社会效应，“精卵库”的普遍设立，少数“供体”的多次采集，结果不仅是少数供体在同期或不同期内有多个身份不明的后代，而且由此出生的人并不明确彼此乃至自己的血缘系统。这些带有共同遗传基因者在现今社会人际中相遇随机性大，如发展到结婚及生育子女，则必然带来近亲生殖的社会危害，影响人口优生。
（三）生育与婚姻分离，计划生育管理受到冲击，表现在：
其一：通过婚姻家庭的生育机制，达到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是计划生育微观管理的重要内容。但人工生殖的应用，将生殖的一系列活动带到婚姻家庭之外，生养后代可不再与婚姻家庭联在一起，如果计划生育管理没有严格要求，任何成年人，包括已婚夫妻、单身男女、鳏夫寡妇、同性恋者，甚至精神病和遗传病患者都可以通过人工生殖养育后代。由此，不仅在法律上似乎再难于确保和限定婚姻家庭与人口生产的必然联系及价值意义，而且使计划生育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婚姻家庭这一施控阵地。
其二：计划生育实行严格的生育指标管理，而该指标以婚姻或夫妻关系为依据，那么，在人工生殖子女的多元父母角色中，该指标应定之于谁，颇难解决。
其三：传统生育观念与新的技术手段的契合，可能引发利用人工生殖进行不正当的性别选择，影响性别平衡，破坏人口自然结构。
（四）技术操作的失误与失控，使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面临新问题
任何尖端技术都难免发生失误和疏漏，人工生殖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亦不例外。此类失误，往往会引起一系列矛盾。例如，在人工授精或胚胎培育时，错用供体的精、卵而生育出子女，不仅造成血缘混乱，查寻不明，而且当事人发现后，发生争执，抛弃孩子，于社会和无辜孩子不利；在代孕胚胎或代生母亲中，因各种原因损灭元体精、卵而生育出孕者自己的子女，亦会在委托者和代生者之间发生一系列矛盾；医疗单位手术中发生技术故障、或医师人员操作过错，给当事人造成人身、财产和精神上损害，亦会发生赔偿和补救的法律问题等等。此外，利益机制和不良生育观念向人工生殖的渗透，加上技术的非隐秘性，各种医疗单位、私人诊所、“江湖医生”等都来开展人工生殖业务，可能使该技术手段被扭曲和泛滥，导致商业化和营利化取向，并滋生其他各种社会问题。对此类副作用，医疗卫生行政管理不能低估和等闲。
二、人工生殖合理使用的法律调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