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6月30日临夏回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987年8月29日甘肃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
第三章 自治州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自治州的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五章 自治州的教育文化事业
第六章 自治州的干部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管理
第七章 自治州的民族关系和宗教事务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制定。
第二条 临夏回族自治州是聚居于临夏的回族实行自治的地方，属甘肃省管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自治州的辖区为：临夏市、临夏县、和政县、广河县、康乐县、永靖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自治州的首府设在临夏市。
第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州人民政府。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第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总布局，从本州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加速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把自治州建设成为民族团结、经济繁荣、人民富裕、文明昌盛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州内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必须认真研究贯彻执行，如有不适合本州实际情况的，可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自治州的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八条 自治州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各族公民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使各族公民知法、懂法、守法，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章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
第十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选举单位按照选举法的规定选举产生。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中，回族和其他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第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自治州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等事业的特点，依法制定自治州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第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州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主任、副主任若干人、秘书长、委员若干人组成。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回族成员所占的比例应略高于回族在全州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其他民族的成员也应有适当比例。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有回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同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政府由州长、副州长、秘书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组成。
自治州的州长由回族公民担任。自治州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中应尽量配备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要尽量配备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州人民政府实行州长负责制。
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每届任期同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三章 自治州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四条 自治州的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自治州的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并对甘肃省人民检察院负责。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最高人民法院和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监督。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受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甘肃省人民检察院领导。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有回族公民。
第十五条 自治州的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检察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四章 自治州的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依照自治州的实际情况，自主地安排和管理本州的经济建设事业。

第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第十八条 自治州实行以农业为基础，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运综合经营的经济建设方针。加强基础，开发劳务，以商促工，以工兴农，逐步建立起一个合理的经济结构。
第十九条 自治州积极支持国家在本州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对国家利用自治州内资源兴办的企业，经国家批准给自治州返还一部分税利，具体办法由有关方面通过协商确定。返还给自治州的部分，不列入自治州的财政包干基数，不抵减上级补贴，作为自治州发展经济建设的专项资金
，由自治州自行安排使用。
第二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建立各类商品原料基地，加速发展商品生产，繁荣农村经济。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农业生产的基础建设，建立健全农业服务体系，不断改善生产条件，保持粮食生产稳步增长。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不断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支持、保护、发展农村各种专业户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鼓励农民不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使农业生产逐步向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发展。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的林业要造管结合，不断扩大林木资源，并设立林业发展基金，为建立林牧业基地创造条件。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自然特点，积极调整树种结构，重点发展经济林、用材林，提高林木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加强林木保护，切实搞好封山育林，护林防火，严禁乱砍滥伐，毁林开荒、毁林经营副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林业建设中，对林木、林地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多种经营方式，荒山、荒坡承包给集体和个人，林木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允许继承和转让。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商品畜牧业，实行以商促畜，以畜促草，以草兴牧，草畜同步发展的方针，逐步建立健全科学管理、疫病防治、畜种改良及饲料、畜产品加工等服务体系，努力提高畜产品的商品率。
自治州根据不同地区条件，因地制宜择优发展畜牧业。
自治州充分利用境内水面资源，鼓励国家、集体、个人发展水产养殖业、航运业、旅游业。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大力发展农村小水电等能源建设，加强现有小水电管理，贯彻“以电养电”的方针，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多种办电形式，坚持谁办谁管谁受益的原则。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大力发展建材、建筑、电力、化工、皮毛加工、食品加工、饲料加工、农副产品加工、民族特需品和工艺品等工业。
自治州境内州、县（市）所办的国营工业企业及集体、个人、联户办的工业企业均属地方民族工业，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各项优惠照顾。自治州要设立工业发展专项基金。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扶持、鼓励城乡集体、个人自办或联合兴办各种企业，支持发展家庭工业，坚持谁办谁有、联办共有的原则，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充分利用劳力优势，积极组织劳务输出，采取各种措施，筹措资金，加强技术力量，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增强竞争能力。允许外出人口保留户口，保留承包地。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实行经济开放政策，欢迎州内外、省内外、国内外的单位和个人来州合资或者独资开办企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发挥传统商道的特点，大力发展同青藏高原和新疆等地以及东部各省、自治区、市的经济贸易往来。
自治州各县、市广泛开展横向联系，积极进行经济协作，可跨州跨省经营，也可以与乡镇企业协作联合，鼓励各行各业、农民家庭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设备、引进人才。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于兴办开发性项目的企业，在场地、服务设施、税收政策、利润分成等方面给予优惠。这类企业经营管理自主，生活供应同当地企业一视同仁。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州的财力、物力和发展需要，自主地安排基本建设项目。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邮电事业，搞好城乡和边远山区的道路以及邮电通讯网的建设和维护。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城镇建设的规划和管理，逐步把城市建设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有计划地把农村集镇建设成为农村区域性的经济、文化中心。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加强对城乡土地的管理。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土地，均不得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承包地、自留地非经批准不得作宅基地、坟地或其他非农业用地。
第三十条 自治州要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和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利用谁保护的原则，切实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的商业建立以国营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的贸易体系，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支持农民发展第三产业，活跃城乡经济。
自治州的商业、供销、医药等企业，根据国家的民族贸易政策，享受国家的照顾。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和支持下，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应专项调拨供应，以满足少数民族生产和生活的特殊需要。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有计划地生产或组织出口产品，在外汇留成等方面享受国家的优惠照顾。对计划内出口的部分，实行外汇分成，超计划出口产品的外汇除上缴国家的部分外，其余全部归自治州和创汇单位使用。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可直接出口部分产品换取外汇。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保护、开发旅游资源。充分利用州内风景区及名胜古迹，发展旅游事业。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的财政是一级地方财政，是甘肃省财政的组成部分。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财政体制规定，自主安排超收和上年结余。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在核定收支基数时给予照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项目，由上级国家机关按照优待民族自治地方的原则确定。
自治州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基数由上级国家机关合理核定。如因国家经济政策变动、企事业隶属关系变更及遇有重大自然灾害等，使自治州预算收入和支出受到影响时，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可报请上级国家机关作适当调整或者给予补助。
第三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扶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各项专项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专款，除某些特定项目外，在规定的范围内，自主地合理安排使用。
自治州的财政预算收入按照国家规定设机动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高于一般地区。
第三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执行国家税法时，除已由国家统一减税、免税项目者外，尚需在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经报请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减税或者免税。
第三十八条 自治州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和本州实际，自治机关可以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第三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对贫困地区、贫困户的扶持工作，因地制宜，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尽快解决温饱，逐步实现脱贫致富。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教育、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提高工作，积极帮助引导贫困户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不断开辟新的生产门路。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贫困县在核定收支基数时给予照顾；对贫困地区新办的乡镇企业、农民联办企业、家庭工厂、专业户、个体户按现行税法减免税收；对贫困乡在资金、物资等方面给予扶持。

第五章 自治州的教育文化事业
第四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结合本州实际，决定全州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招生办法，有计划地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发展本州教育事业。
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在办好幼儿教育、逐步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同时，重点办好一批民族中、小学。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举办民族高等学校和民族职业专科学校，培养少数民族专业人才。
自治州内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品德、智力、体质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鼓励扶持国家企业、事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举办各种教育事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中学、小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免收学杂费和课本费。在自治州内的汉族学生，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也应享受免收学杂费和课本费的待遇。对普通中学设立助学金和奖学金，家住农村在城市上学的高中生由国家按城镇人口供应口粮。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财力，逐步为经济困难、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山区设立以寄宿为主和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中、小学。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和本州实际，在中学招生时，对少数民族学生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线。中等专业学校和技术学校招生时，其名额应按各民族人口比例确定，择优录取。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积极办好师范院校，采取多种形式，培养提高中、小学教师和幼儿教师的素质，加强教学研究活动，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重视成人教育，根据本州财力、人力，举办职工大学、电视大学、函授大学等。鼓励国家机关、农村、集镇和工商企事业单位，根据需要，开办各级各类业余学校，并鼓励自学成才。
在农村大力开展扫盲活动，普遍提高各族公民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文化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要重视智力开发，多渠道筹措资金，教育经费的增长要高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的比例，并使在校学生人数的平均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民族中学和民族学校教工的编制可略高于一般学校。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制定本州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加强各类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的建设，发挥科普协会等群众科技组织的作用，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政策，积极引进各类人才和科技成果。依照国家规定，可以和国内外进行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和协作。
第四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本地区的文学、艺术、图书、博物、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等民族文化事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收集、整理、研究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建立农村集镇文化中心，开展群众业余文化活动，丰富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第四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体育事业，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增强各族人民体质。
第四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实际，决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划，积极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事业。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妇幼保健工作，改善城乡卫生条件，提高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治疗各种地方病和传染病。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鼓励和支持集体办医和私人行医。
第五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地控制人口自然增长。对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可适当放宽。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
第五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和利益。
自治州内少数民族的结婚年龄男不得低于二十周岁，女不得低于十八周岁。

第六章 自治州的干部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管理
第五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大力培养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的干部、各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逐步达到民族干部的数量同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相适应。采取各种方式改善现有干部的知识结构，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合格人才
，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第五十三条 自治州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在招工招干时，应按州内各民族人口比例招收人员。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也可以从农村少数民族人口中招收。
在自治州内的上级国家机关隶属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应优先招收本州内的少数民族人员。
第五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积极措施，优待、鼓励各类专业人员参加自治州的各项建设事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逐步改善教师和各级各类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对在自治县或贫困边远乡工作的知识分子给予优惠待遇。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显著成绩的人员给予奖励，有特殊贡献者予以重奖。
第五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离休、退休的人员，根据本州的财力情况，在生活待遇上给予优惠照顾，具体办法报上级机关批准后执行。

第七章 自治州的民族关系和宗教事务
第五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州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州内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并且教育他们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团结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建设民族自治地方。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本州各民族的重大问题的时候，应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州内自治县除行使上级国家机关的职权外，切实保障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帮助自治县发展经济文化事业。
第五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帮助聚居在州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相应的民族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散居在本州的其他少数民族，应按他们的特点和需要给予照顾。
第五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经常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教育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共同维护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认真开展拥军优属活动，不断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
第五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自治州的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或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州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干扰经济建设、损害公民身心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和婚姻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自治州内不同宗教和同一宗教中的不同教派，要坚持各行其事，互不干涉，互相尊重，有利团结的原则。
对宗教活动场所应由宗教团体、宗教职业人员和信教群众进行民主管理。
第六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团结、教育宗教界人士。对有代表性的宗教界知名人士，应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予关心。宗教界人士要团结信教群众，参加社会公益事业，为自治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有益贡献。
第六十一条 自治州内各宗教团体必须遵守宪法和各项法律，协助政府贯彻执行宗教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并向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进行爱国守法教育，不断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以每年11月19日为建州纪念日，放假一天。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尊重各民族的传统节日。
自治州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职工、学生，在开斋节放假三天，古尔邦节放假两天。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87年8月29日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尤其是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经过“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大讨论，人们对证明标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共识。

为了便于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准确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5条将之细化为五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有的学者将之概括为“结论唯一”标准或者“唯一性”标准，并把“唯一性”解释为“排除其他可能性”，认为只有对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唯一性”，才能保证裁判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并认为它体现了“绝对”的因素。

应当说，上述关于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及学理解释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待死刑的审慎态度，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是最高、最严的，以确保判处死刑案件的万无一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结论唯一”标准并不是一个客观真实标准，一方面是因为由证据得出唯一结论是经过法官运用逻辑和经验规则推断出来的，它与法官的个人素质和自由裁量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另一方面，该条第二款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定、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说明死刑案件需要证明的事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本身，而是“指控的犯罪事实”。

关于“唯一性”标准的普适性问题，有学者援引1984年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的规定，即“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据此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在本质上，这里的“没有其他解释余地”与“唯一结论”的标准是一致的，但它是否适用于非死刑案件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印发两个“证据规定”的通知，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规定执行。因此，对于非死刑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也必须满足“唯一性”标准。事实上，证明标准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对任何犯罪事实的证明其结论都应该是唯一的，而是否判处死刑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很显然，那些坚持“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最高”的人把这两个内容相关但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新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来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仍然是“证据确实、充分”，但其第53条对这一标准的内涵作了新的规定，具体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笔者认为，前两项规定属于“证据标准”，是对证据本身的要求，其中“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是对证据量的要求，“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第三项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是对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是关于证明标准的新解释。

长期以来，有些学者反对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它缺乏客观性。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对于该项的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笔者认为，要准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这一标准的含义:

首先，排除合理怀疑重在排除“合理”的怀疑，强调怀疑的合理性。所谓合理怀疑，是指一个普通的理性人凭借日常生活经验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明智而审慎地产生的怀疑。英美国家往往从一般意义上进行解释，如英国将之界定为这样一种怀疑:“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处理重要事务时，对你产生这种或那种影响的怀疑。”国内有学者主张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保证有罪裁判的正确性。笔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并不是要排除所有的怀疑，而是强调所排除的怀疑的合理性，只要怀疑是合理的，自然都要排除，因此没有必要画蛇添足。还有人认为，合理怀疑中的疑点是指那些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具有根本冲突的疑点或者重大疑点，如被害人身上的伤口与致害工具不相符、被告人口供与物证不能相互印证等;而那些一般疑点，如共犯就具体的犯罪时间表述不一致，不属于合理怀疑的范围。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虽然说合理怀疑不能是吹毛求疵的怀疑，但在有些案件中，往往是无视那些不起眼的疑点而最终造成冤假错案。

其次，排除合理怀疑是要排除有正当理由的怀疑，而非任意妄想的怀疑。合理怀疑要求怀疑者能够说出怀疑的理由，而不能毫无根据地推测或者幻想。由于与人类事件相关的每件事情都存在一些可能或者想象的怀疑的可能性，因此，合理怀疑应当是法官或者陪审员根据理性对案内证据情况经过仔细思考后产生的怀疑。

第三，排除合理怀疑要求法官确信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表达，体现出普通法刑事证明标准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人们在解释合理怀疑时，往往与大陆法系国家“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联系起来，将之定义为“一种道德上的确信”。如英国刑法学者塞西尔·特纳就将合理怀疑定义为陪审员对控告事实缺乏道德上的确信，如果控方要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必须将犯罪事实证明到道德上的确信程度。尽管“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事实上并无本质区别，排除了合理怀疑，就意味着形成了内心确信，反之亦然。

最后，排除合理怀疑不要求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不要求百分之百的确定无疑。刑事案件事实是一种“过去的事实”，作为历史性事实，无论是当事人运用证据论证案件事实，还是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都将难以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加以判定，都只是基于不完全的证据对过去事实真实性的证明。这种证明属于一种典型的“回溯性认识”，而基于回溯性认识的自身特点，无论裁判者确信程度多高，所认定的事实都不可能必然正确，而只能是一种盖然性或者高度盖然性。此外，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通常是难以用百分比进行精确量化的，因为对其进行量化解释“不仅可能降低控诉方的证明责任，而且会给陪审员带来理解上的混乱”。但理论上，仍有些学者试图给出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如有人认为法官的确信程度应当超过95%的可能性，还有人认为有罪的可能性应在75%到90%之间。这种差异的存在，恰恰表明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

刑事诉讼关系到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的限制或者剥夺，这就决定了对于被告人的有罪认定必须达到很高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被认为是人类认识活动规律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它很好地反映现代社会的价值选择，能够实现“疑罪从无”的人权保障理念，确保事实认定者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错判的风险，因此，它被认为是“自由社会最值得骄傲的方面之一”。新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并即将实施，我们有理由相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将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