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6号


《浙江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条例》已于2011年5月25日经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5月25日


浙江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条例

（2011年5月25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制定和管理，统筹土地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制定、实施、修改和监督检查。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实施保护、开发、利用和整治等活动所作的总体安排和布局。

　　第四条　制定、实施和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集约优先,统筹城乡用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制定、实施、修改和监督检查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执行情况负总责。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含标准农田，下同）保护面积、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节约集约用地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控制指标执行情况纳入各级人民政府年度责任目标考核内容。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制定、实施、修改和监督检查的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财政、城乡规划、环境保护、农业、林业、水利、海洋与渔业、交通运输、旅游、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实施土地用途管制、规划城乡建设和统筹土地利用活动的重要依据。

　　城乡规划及能源、交通、水利等专项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城乡规划中建设用地规模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第二章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制定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据主体功能区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整治和资源环境保护的要求、土地供给能力和各项建设对土地的需求，以及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本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遵循规划编制原则，符合国家和省有关编制要求和技术规范。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一般为十五年。

　　第九条　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明确耕地保护、优化用地结构和布局、节约集约用地、加强生态建设、推进土地整理复垦开发等方面的目标和任务，确定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面积、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和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等方面的指标。

　　设区的市、县（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划分土地利用区，明确中心城区和城镇建设用地区的范围，并根据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和本行政区域土地资源特点，分解落实各类用地控制指标。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按照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将各类用地控制指标、规模和布局等落实到地块。

　　第十条　下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符合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各项控制指标。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和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不得超过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得低于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

　　第十一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科学、合理地安排各类用地的空间布局，将规划区内土地划分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

　　基本农田一般应当划入限制建设区，纳入粮食生产功能区的基本农田应当落实在限制建设区或者禁止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内符合条件的耕地可以划为基本农田。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基本农田保护作为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点内容，明确基本农田保护的布局安排、数量指标和质量要求。

　　县（市、区）和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确定基本农田保护区。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完成上级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指标任务外，可以预留一定比例的基本农田。规划期内不易确定具体用地范围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国家、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重大建设项目及防灾救灾建设项目，确实无法避让基本农田，且属于省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批准权限的，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可以在预留比例内核减基本农田数量。核减情况应当按照规定程序逐级上报备案。

　　第十四条　规划编制机关应当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报批三十日前，依法将规划草案向社会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公开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其中，县（市、区）、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草案应当举行听证会；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草案还应当在本行政区域内各村民委员会村务公开栏和其他公共场所公告，听取村民意见。

　　第十五条　省、设区的市和县（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报批前，应当先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交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研究处理情况应当及时报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报批前，应当先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代表的审议意见交由乡（镇）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第十六条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分级审批。

　　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报国务院批准；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的城市和国务院指定的城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省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批准。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设区的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县（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省人民政府指定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县（市、区）、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其他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七条　报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规划文本及其说明；

　　（二）规划图件；

　　（三）专题研究报告；

　　（四）规划成果数据库；

　　（五）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审议意见和公众、村民、专家意见的采纳情况及理由；

　　（六）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有关材料。

　　第十八条　规划审批机关收到报批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后，应当及时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审查。参加审查的人员应当对所提出的审查意见签名确认。

　　第十九条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依法批准后，规划编制机关应当自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本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查询和监督。其中，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还应当在本行政区域内各村民委员会村务公开栏和其他公共场所公布。

　　公布的内容应当包括规划目标、期限、范围、地块用途和批准机关、日期，以及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面积、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近期重点建设用地安排等主要事项。其中，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还应当公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内容除外。

　　第三章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加强土地用途管制，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的责任考核制度，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各类建设用地规模。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定并严格执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计划年度内新增建设用地总量、耕地保有量、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面积，按照上级人民政府下达的计划指标执行。

　　下级人民政府超出上级人民政府下达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批准用地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扣减相应数量的新增建设用地年度计划指标。

　　第二十二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和当地实际需要，制定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农村土地整治、基本农田保护、城乡建设用地或者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等土地利用专项规划，保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效实施。

　　第二十三条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以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土地整治项目的实施，划定基本农田整备区。

　　基本农田整备区内已验收合格的新增优质耕地可以调整划入基本农田。基本农田整备区内耕地调整划入基本农田后，经省人民政府同意，整备区外相应数量的零星分散、质量较差的基本农田可以调整。调整情况应当按照规定程序逐级上报备案。

　　第二十四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田、水、路、林、村进行农村土地整治，增加耕地有效面积，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

　　农村土地整治应当遵循村民自愿原则，保障村民住宅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用地。农村土地整治前，有关土地权属调整、土地用途变更、整治项目方案、宅基地或者房屋置换方案等事项，应当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

　　农村土地整治中节余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按照规定可以有偿调剂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有偿调剂所得收益专项用于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建设、村民住宅改建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建设用地指标有偿调剂及其所得收益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五条　城乡建设项目应当在允许建设区内安排建设用地。

　　有条件建设区内安排建设项目的，不得突破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和建设用地扩展边界，按照规定程序调整区内土地用途，同时相应核减允许建设区的用地规模。

　　限制建设区内一般不安排建设用地。能源、交通、水利、军事、国家安全和其他因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需要单独选址的建设项目，确需在限制建设区内安排建设用地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调整区内土地用途。

　　禁止建设区内不得安排与保护功能不相符的建设项目。

　　第二十六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对建设项目用地申请有关事项进行预审的，应当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建设用地标准进行审查。

　　第二十七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定期会同同级城乡规划、农业、林业、水利、海洋与渔业等有关部门，对土地权属、土地利用现状和土地条件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作为评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的依据之一。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定期对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节约集约用地等执行情况进行评价，并采取座谈会等方式听取专家和公众意见。评价结果作为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依据之一。

　　第四章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需修改的，应当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三十条　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得突破上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各类用地控制指标，不得减少本行政区域内现有基本农田总量、降低基本农田质量。

　　第三十一条　因安排经国务院批准的大型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需要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由原规划编制机关根据国务院的批准文件组织修改。

　　因安排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需要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且属于省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批准权限的，由原规划编制机关根据省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组织修改。

　　第三十二条　经批准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或者核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和耕地保有量等规划控制指标的，原规划编制机关应当及时组织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批机关同意，原规划编制机关可以组织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一）因实施国家战略性规划确需修改规划的；

　　（二）因行政区划范围依法调整确需修改规划的；

　　（三）因实施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安排安置用地确需修改规划的；

　　（四）已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大建设项目具体位置确需变动的；

　　（五）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四条　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程序和要求，按照本条例第十四条至第十九条的规定执行。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定、实施和修改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制止和纠正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行为，定期公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执行情况。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执行情况时，可以对有关单位和人员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提供与监督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

　　（二）要求就监督检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并根据需要进行现场勘测；

　　（三）责令停止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行为。

　　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执行工作的监督。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执行情况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内容，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举报或者控告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行为。

　　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举报或者控告之日起十日内告知举报人或者控告人是否受理，并自受理后六十日内将处理结果等情况予以回复；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或者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依法应当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而未编制的；

　　（二）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修改和审批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三）未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编制、修改和审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四）未将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依法公布的；

　　（五）擅自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资料、数据或者编造虚假数据的；

　　（六）命令或者指使他人篡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资料、数据或者编造虚假数据的；

　　（七）违反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批准用地的；

　　（八）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行为的举报或者控告不依法受理并及时处理的；

　　（九）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批准用地的，其批准文件无效，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允许建设区，是指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所包含的空间范围，是规划期内新增城镇、工矿、村庄建设用地规划选址的区域。

　　（二）有条件建设区，是指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以外、扩展边界以内，满足规划期内不可预见发展需求的区域。

　　（三）限制建设区，是指基本农田、自然灾害高风险区、水源涵养区等一般不安排开发建设的区域。

　　（四）禁止建设区，是指具有重要资源、生态、环境、历史文化价值而必须禁止安排与保护功能不相符的建设项目的区域。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民行监督在立法思路上应实现“三个转变”

张志华、郭小锋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北京101300）

【内容提要】：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以强化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为研究主旨，以当前立法现状以及法学理论的不足为研究导向，多层次、多视角、多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进而提出民行监督在立法思路上应实现“三个转变”，即在监督内容上，实现由规定简单的纠正错误判决、裁定向规定实体监督和程序监督并重，全面维护司法公正的转变，在监督方式上，实现由规定单一的抗诉监督向全程监督的转变;在监督途径上，实现由规定统一的上级院抗诉向规定上级和同级院抗诉并重，注重监督效率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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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是国家赋予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检察职权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民行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认为民行工作要与时俱进，就必须不断更新观念。在民行监督的立法思路上，应努力实现三个转变。即：在监督内容上，实现由规定简单的纠正错误判决、裁定向规定实体监督和程序监督并重，全面维护司法公正的转变，在监督方式上，实现由规定单一的抗诉监督向全程监督的转变；在监督途径上，实现由规定统一的上级院抗诉向规定上级和同级院抗诉并重，注重监督效率的转变。
一、在监督内容上，实现由规定简单的纠正错误判决、裁定向规定实体监督和程序监督并重，全面维护司法公正的转变
全面维护司法公正，就要坚持实体监督和程序监督并重。有错必纠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一条重要原则，而实现司法公正要靠科学、公正、严密的程序作保障。在立法规定和现实司法工作中，存在“重实体监督、轻程序监督”的现象，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思路上加以探讨和研究：
（一）从民诉法对提起再审的条件看，现行民诉法对申请再审的规定不科学。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不论任何人违反法律，都应当平等地受到追究。但是，对公民提起民事再审理由的规定，就使有法必依大打折扣。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检察院应当抗诉，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法院系国家司法机关，若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司法过程中违反了法律，不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其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必须纠正的。而立法却把“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和“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揉在一起，在内容上有失法律的公平公正，既有执法不严之嫌，也有授违法不究之柄；在表述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此规定的前提是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却用“可能”这一尚不能确定的动词来进行判断，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适当的。修改该法条的思路是，只采用该法条前半部分，即“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检察院应当抗诉，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
（二）从民诉法对申请再审的审查程序看，对当事人再审申请的审查规定的过于笼统。我国民诉法规定了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但却未进一步规定具体的受理、审查程序，以致司法实践中对这一过程各行其是，随意性极大。致使一系列的诉讼原则和制度在这一审查程序中未能得以贯彻执行，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甚至导致再审程序难以进入。解决以上弊端的思路是，依靠立法来规定明确的审查程序和制度，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以下内容：再审申请的受理部门；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应抄送检察院，以便检察院实施监督；受理部门对每一再审申请及所有申请材料必须登记归类；实行回避制度，受理部门不得将再审申请及有关材料转交或变相转交作出原生效裁判的部门；审查人员应认真听取各方陈述，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不论是否受理，必须书面答复，尤其是审查合议后决定不予受理的，要说明具体理由，以利于当事人服判息诉。同时，还应规定当事人符合法定条件有权向上一级法院申诉。
（三）从民诉法对再审申请的审理过程的规定看，缺少公开性。司法权要有公信力，关键就在于公开审判。现行民诉法规定，再审案件原来是第一审案件依照第一审程序审判，除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其他案件都应公开审理；原来是第二审的案件，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在事实核对清楚后，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进行判决。这就为不公开审理再审案件打开了方便之门。为何终审不能终？除了暴露出一些法官素质不佳外，也说明再审程序的具体设置欠科学。否则，当事人岂敢不断挑战终审判决？但是长此下去，势必影响法制权威。为了使再审具有公开性，笔者认为应在民诉法中设立详细的再审理由，明确各级法院的再审管辖权限，强调再审必须公开审判，确保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明确检察院在再审中的法律地位及具体职责，在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制度的指引、规范和保障下，再审“终审难终”的现象可望消失，再审裁判的终审法律地位才能真正确立。
二、在监督方式上，实现由规定单一的抗诉监督向全程监督的转变
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应该是全面、有效的监督，应当包括提起诉讼、参加诉讼、提出抗诉、监督执行等环节，如果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职责就无法充分完整地体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立法也应从不同方面体现对民事行政诉讼的直接监督，有效地防止和纠正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违法行为，达到维护诉讼公正和保护国家、社会重大民事利益的目的。
（一）应启动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公诉制度。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公诉是指检察机关在法定情况下，基于法律监督职能，代表国家将一定种类民事、行政案件提交人民法院审判，以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制度。我国现今的司法实践并未启动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公诉，而涉及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却时有发生。因此，启动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公诉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重大国家和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且无其他途径可救济的条件下，应准许其代表国家提起诉讼。这种诉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国家诉权，只能由检察机关行使。例如：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重大案件，对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重大违法案件均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
（二）应参与重大民事诉讼的全过程。检察机关参与重大民事诉讼全过程，其目的在于：监督审判人员的审判行为，防止审判违反法定程序，有利于今后对已生效但有法定抗诉事由的案件提起抗诉或查办法官渎职犯罪案件获取相关证据。检察机关在参与重大民事诉讼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之前应将开庭的日期、地点及案由等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以便于人民检察院做好派员出庭的准备。2、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法庭、检察人员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能，除对明显的程序违法行为可以提出纠正意见外，在法庭上既不对法庭调查发表意见，也不参与辩论，同时也不能干预法官对审判活动的组织、指挥，更不能对法官裁判案件施加影响，即不能妨碍司法独立。3、参与诉讼案件的范围应依法确定，建议赋予检察机关享有参加民事诉讼的权力，以便建立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开放性体系，填补检察监督的空白，排除审判人员违法裁判的侥幸心理。检察机关通过参与民事诉讼案件，达到对民事诉讼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制约的目的。4、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应以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为重点，及时保护这些权益。
（三）应强化检察机关的抗诉职能。抗诉是我国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确立的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的唯一方式。人民检察院通过对人民法院错误的生效裁判提起抗诉的形式，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检察监督，这对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已经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立法规定的过于原则和笼统，造成了实际操作的种种困难。笔者认为，要使抗诉制度真正体现其价值，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1、应明确规定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法院必须进行再审。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引起再审程序的主体，抗诉一经提出，就应立即引发再审程序的启动。由于法律已明确规定了对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人民法院必须审理，所以不存在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再审的问题。
2、应明确规定抗诉案件的审限。审限规定关系到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避免“迟来的正义”发生的根本保证。审限应从接到人民检察院抗诉书后开始计算，此时，人民法院应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建议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案件，再审期限从接到人民检察院抗诉书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3、应明确规定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地位、任务及权限。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但对检察机关出庭的地位、任务和权限均无明确规定，检法两家在这些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直接影响抗诉案件的审理和监督。因此，立法中应作如下规定：首先，要明确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地位。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民事抗诉案件的审理，不是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而是对国家法院的审判活动依法予以监督，享有特殊的诉讼权利。其次，要明确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任务。包括宣读抗诉书、发表出庭意见、对法庭的审判活动实行监督。再次，要明确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的权利。检察人员至少应有下列权利：第一，参与法庭调查权。包括有权要求法庭出示证据，有权要求审判长允许其向当事人或其它诉讼参加人发问，有权要求法庭重新鉴定或勘验等；第二，检察建议权。指对庭审过程中出现的违法现象有及时提出检察建议的权利；第三，发表庭审意见的权利。即在庭审结束时对整个庭审过程进行评价，并代表检察机关发表出庭意见。
（四）应授予检察机关监督执行的权利。首先，执行活动是审判活动的延伸。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里的“审判活动”应从广义上理解，它不仅包括法院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而且还包括法院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法律行为，它们都属于人民法院的职权活动，都属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范围，都会对当事人以及社会上的其他相关人员产生实际的影响，必须公正地行使执行权，因此应当由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其次，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可以行使一些实体上的裁判权，例如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等等，这些裁判权与审判程序中的裁判权在性质上并无二样，同样可能出现错误，因而同样存在着司法救济或执行救济问题，因此，不应将检察监督从执行程序中剥离。
三、在监督途径上，实现由规定统一的上级院抗诉向上级和同级院抗诉并重，注重监督效率的转变
监督途径单一，是民行监督的又一弊端。现行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具体设定的监督方式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法院生效裁判、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生效裁判，发现有法定情形的，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按此规定，各级检察院只有地市州级以上检察院才有民事再审抗诉权。地方各级检察院对同级法院的生效裁判发现有法定抗诉情形的，只有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权，唯有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发现有法定抗诉情形才具有抗诉权。但上级检察院要直接、迅速发现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错误还缺乏有效途径。从司法实践看，往往多是当事人几经申诉，难进法院再审大门而转向检察院申诉，即检察院的抗诉多来自对当事人申诉的审查。由于受交通、经济诸因素制约，当事人向原审法院的同级检察院反映的多，受理的检察院必须首先把案情、事实、证据搞清楚，才能决定是否立案。立案后通过审查才能决定是否提请上一级检察院抗诉，上一级检察院进行再审查才能定夺是否抗诉，确实费时费力，诉讼不经济。特别是对级别越高的法院，这种抗诉方式使检察院更难实施有效监督。事实上，对上级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法院也多采用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作法。再进一步看，对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错误的生效裁判，检察院哪怕是最高检察院也鞭长莫及。原因极明显：不论再抗诉再审若干，最终决定权也属于法院。特别是要纠正最高法院的错误裁判必须依靠最高法院自身。这样，法院执掌的是实质可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完整权力，再审抗诉启动再审就引发了诉讼程序上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使办案以“法律为准绳”异化为“以法院为准绳”。实践中，人们形容再审抗诉与再审冲突的现象“你抗你的，我判我的”，早已向社会揭示了再审抗诉程序设计不科学所致的这一不良后果，也提出了当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都作为“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竞技”时，到底该由谁充当总裁判员的问题。
上述问题的改革思路在于：第一，立法应规定经当事人申请或检察院的抗诉，启动民事、行政再审。当事人的申请应送交检察院，以利于检察院进行监督。当前法律规定的由法院直接启动再审程序，有悖法理。按我国宪法，司法机关必须各司其职，互相制约。法院是“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是“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同样应当是先有起诉，再有审判，不能诉审不分，诉审交叉，诉审一家抓。目前，我国民诉法规定的是上级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实行集权式再审。一方面，让应作为裁判者的法院自己认为自己审判错误提出再审；另一方面，又作为裁判者来审判自己认为“确有错误”的裁判，不但在逻辑上存在问题，而且实质上既取代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权，又分割了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仅有的再审抗诉权。法院自告自审，有违司法原理，有违诉讼程序科学分工，更有违司法程序公正与正义。对此，改革的方式应当是法院再审必须以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和检察机关的抗诉为前提，法院按自己担当的角色在任何审判程序中都只能专司审判，这样，立法才科学，程序才公正合理。从多年的司法实践看，法院发现生效裁判错误的渠道多来自于对当事人再审申请的审查或检察机关的抗诉，立法规定法院直接启动再审实无必要。再从国外情况看，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日本，其再审程序的启动，立法都明确规定为由原生效裁判的当事人进行或检察机关提起。这些有益的经验值得借鉴。第二，应赋予基层检察院民事、行政再审抗诉权。规定民事、行政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应由同一级检察院向同一级法院提出，以弥补民事、行政诉讼中，上级检察院由于未参加一、二审而没有案情基础之不足，而且也便于及时监督、及时纠错，避免转了一大圈又转回原审法院这种诉讼极不经济的情况发生；第三，应明确规定若最高检察院的再审抗诉被最高法院驳回后，最高检察院仍认为最高法院裁判错误的，应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两院必须执行。这样，不仅再审程序公正，而且更符合我国宪法设定的国家体制。
总之，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基本理论内涵，是国家两大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立法的简略和不完善，导致了现实司法实务上的磨擦。抗诉是我国现行法律确立的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唯一方式，而抗诉制度本身，在具体实施上仍然缺乏立法规范，现今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只能是一种局限性很强的被动监督。 强化民行法律监督，是时代的要求，是法制进步的要求。面对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必须不断强化法律监督职能，探索民行工作的新思路。只有在民行监督的内容、方式和途径上实现根本性的转变，民行工作才会出现崭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