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合法化”之探讨/马婧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3 11: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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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我国的定义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2001年4月，荷兰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从而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那么，在中国，安乐死为什么迟迟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为什么不能将安乐死合法化？
目前，在我们国家，安乐死没有合法化是立法者还有很多顾虑，主要考虑的是安乐死适用得当会真正给病人解除痛苦，应用不当却会给犯罪者故意杀人造成可乘之机。但是，笔者认为，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避免安乐死运用过程中的疏漏，使得安乐死真正成为为病人解除痛苦的法律武器。
第一，在执行安乐死的程序方面严格把关，避免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安乐死毕竟是对人生命权的剥夺，它不同于自杀，它是由除了自杀者之外的第三者实行的，因此运用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首先，实施安乐死的对象：法律应规定实行安乐死的人必须是身患重疾且异常痛苦并久治不愈者，这一点必须有两家以上的三甲医院的医生的诊断证明书和病例复印件，严格的规定是为了避免造假的可能性。其次，实施安乐死的程序性要求。病人必须本人亲自提出安乐死申请表并亲自签字，在表格中必须有法院的正式法官亲笔签字并盖章（个人印章和法院公章），必须有医院的主治医生（应和执行安乐死医生为同一人）亲笔签字并盖章（个人印章），必须有医院的院长亲笔签字并盖章（个人印章和医院公章）。履行严格的书面程序也是为了杜绝造假从而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最后，可以由法官、医生、病人亲属、病人录制视频资料进行保存，可以作为证据由法院进行备案留存。录制视频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犯罪分子钻法律空子，在程序的细节方面严格把关为安乐死更好的实施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从犯罪的三个特征方面看实施安乐死与犯罪的本质区别。犯罪是刑法规定的应当受到刑法惩罚的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三大特征。首先，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行为危害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以及体现这些社会关系的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特征。而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安乐死是病人在自己没有能力自杀的情况下请求他人帮自己结束早已经痛苦不堪的生命，只是将自己濒危的必死的结局稍微提前而已，是对患者选择死亡时间的尊重，让患者在自己认为状态良好并比较体面的情况下死去，总比等到患者全身体无完肤丑态百现时仓促的死去好得多，而且在患者看来是对自己生命权的尊重，患者的亲人也不用再亲眼看着患者身受病痛的折磨而不能自拔，让患者静静的死去，对其亲人来说是一种解脱和安慰。因此，安乐死和犯罪有着本质区别，其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相反，将昂贵的药物和大量的医生用在社会更需要的地方还能实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其次，安乐死不具有犯罪的刑事违法性。刑事违法性包括违反《刑法》的规定、单行刑事法规的规定和行政、经济法律中规定的刑事责任条款，以及违反总则性规范的规定和刑法分则性规范的规定，它是划分犯罪和一般的违法行为的基本界限。我国刑法并未对安乐死作出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而安乐死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刑事违法性是社会危害性的法律表现，那么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必然也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况且刑事违法性是犯罪嫌疑人在罪过心理支配下实施的侵犯合法权益的行为，患者包括患者的亲属根本不具有罪过心理的可能性。再次，安乐死既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那么也就不具备应受惩罚性。从以上犯罪的三个特征来看，安乐死与犯罪有着本质区别，虽然安乐死的结果也是医生进行一定的操作使得患者死亡，但是它与故意杀人的死亡有着本质的区别，医生的初衷是好的，是帮助深受病患折磨的病人解除痛苦，从客观上来讲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从行为的本质上来说又不具有遭到刑罚惩罚的刑事违法性，我们不能单看一个行为的结果的异同，而应该从行为的表面和本质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剖析。
第三，从民法的角度看待“安乐死”，关键在于是否承认公民有生命利益的支配权。如果承认生命权的支配性，就承认了公民有选择放弃自己生命的权利。但是生命利益的支配是有限制的，并不是可以任意支配的，对于安乐死，其有限的支配性就体现在要对其设定严格的条件和程序，只有完全符合安乐死的条件且遵循特定的程序，生命才能够放弃，生命利益才能够处分，生命权的支配性才能得以体现。因此，安乐死要得到承认并合法化，民法上对生命权支配性的肯定是其重要的前提之一。
第四，不允许“安乐死”合法化将与民法上人格权中的“健康权”及其他一些权利相悖。人格权中的健康权，是指自然人保持身体机能正常和维持健康利益的权利。健康权的内容是权利主体依法支配自身肌体的生理功能，不受他人非法妨碍。那么，久病卧床的患者怎么能保持自身身体机能正常并维护自身健康利益呢？对于这些病患根本谈不上健康权的实现，他们甚至连自身最起码的人格尊严都不存在，在某些病患病入膏肓的情况下，其最不愿意让人看到的身体的隐私部位可能都不会被顾及，这作为还有着大脑运作尚在呼吸的活的生命体来说，无不是对其隐私权的侵犯。可见，目前我国法律不允许安乐死的存在无不是对民法上人格权中某些具体人格权的侵犯。
因此，从以上四点来看，只要我们完善安乐死执行过程中的程序，那么，安乐死可以说是帮助解除病患痛苦的最佳方法，也是医生职责的所在，不对安乐死予以肯定和认可，这对于患者和家属是极大的残忍。更快更好的实施“安乐死”，是对患者人权的尊重，也是社会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体现。
参考文献：中国政法大学《民法分论》韩松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10月1日生效，2011年2月25日修正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马婧
2001年4月，荷兰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从而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那么，在中国，安乐死为什么迟迟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为什么不能将安乐死合法化？
目前，在我们国家，安乐死没有合法化是立法者还有很多顾虑，主要考虑的是安乐死适用得当会真正给病人解除痛苦，应用不当却会给犯罪者故意杀人造成可乘之机。但是，笔者认为，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避免安乐死运用过程中的疏漏，使得安乐死真正成为为病人解除痛苦的法律武器。
第一，在执行安乐死的程序方面严格把关，避免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安乐死毕竟是对人生命权的剥夺，它不同于自杀，它是由除了自杀者之外的第三者实行的，因此运用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首先，实施安乐死的对象：法律应规定实行安乐死的人必须是身患重疾且异常痛苦并久治不愈者，这一点必须有两家以上的三甲医院的医生的诊断证明书和病例复印件，严格的规定是为了避免造假的可能性。其次，实施安乐死的程序性要求。病人必须本人亲自提出安乐死申请表并亲自签字，在表格中必须有法院的正式法官亲笔签字并盖章（个人印章和法院公章），必须有医院的主治医生（应和执行安乐死医生为同一人）亲笔签字并盖章（个人印章），必须有医院的院长亲笔签字并盖章（个人印章和医院公章）。履行严格的书面程序也是为了杜绝造假从而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最后，可以由法官、医生、病人亲属、病人录制视频资料进行保存，可以作为证据由法院进行备案留存。录制视频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犯罪分子钻法律空子，在程序的细节方面严格把关为安乐死更好的实施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从犯罪的三个特征方面看实施安乐死与犯罪的本质区别。犯罪是刑法规定的应当受到刑法惩罚的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三大特征。首先，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行为危害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以及体现这些社会关系的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特征。而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安乐死是病人在自己没有能力自杀的情况下请求他人帮自己结束早已经痛苦不堪的生命，只是将自己濒危的必死的结局稍微提前而已，是对患者选择死亡时间的尊重，让患者在自己认为状态良好并比较体面的情况下死去，总比等到患者全身体无完肤丑态百现时仓促的死去好得多，而且在患者看来是对自己生命权的尊重，患者的亲人也不用再亲眼看着患者身受病痛的折磨而不能自拔，让患者静静的死去，对其亲人来说是一种解脱和安慰。因此，安乐死和犯罪有着本质区别，其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相反，将昂贵的药物和大量的医生用在社会更需要的地方还能实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其次，安乐死不具有犯罪的刑事违法性。刑事违法性包括违反《刑法》的规定、单行刑事法规的规定和行政、经济法律中规定的刑事责任条款，以及违反总则性规范的规定和刑法分则性规范的规定，它是划分犯罪和一般的违法行为的基本界限。我国刑法并未对安乐死作出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而安乐死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刑事违法性是社会危害性的法律表现，那么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必然也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况且刑事违法性是犯罪嫌疑人在罪过心理支配下实施的侵犯合法权益的行为，患者包括患者的亲属根本不具有罪过心理的可能性。再次，安乐死既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那么也就不具备应受惩罚性。从以上犯罪的三个特征来看，安乐死与犯罪有着本质区别，虽然安乐死的结果也是医生进行一定的操作使得患者死亡，但是它与故意杀人的死亡有着本质的区别，医生的初衷是好的，是帮助深受病患折磨的病人解除痛苦，从客观上来讲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从行为的本质上来说又不具有遭到刑罚惩罚的刑事违法性，我们不能单看一个行为的结果的异同，而应该从行为的表面和本质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剖析。
第三，从民法的角度看待“安乐死”，关键在于是否承认公民有生命利益的支配权。如果承认生命权的支配性，就承认了公民有选择放弃自己生命的权利。但是生命利益的支配是有限制的，并不是可以任意支配的，对于安乐死，其有限的支配性就体现在要对其设定严格的条件和程序，只有完全符合安乐死的条件且遵循特定的程序，生命才能够放弃，生命利益才能够处分，生命权的支配性才能得以体现。因此，安乐死要得到承认并合法化，民法上对生命权支配性的肯定是其重要的前提之一。
第四，不允许“安乐死”合法化将与民法上人格权中的“健康权”及其他一些权利相悖。人格权中的健康权，是指自然人保持身体机能正常和维持健康利益的权利。健康权的内容是权利主体依法支配自身肌体的生理功能，不受他人非法妨碍。那么，久病卧床的患者怎么能保持自身身体机能正常并维护自身健康利益呢？对于这些病患根本谈不上健康权的实现，他们甚至连自身最起码的人格尊严都不存在，在某些病患病入膏肓的情况下，其最不愿意让人看到的身体的隐私部位可能都不会被顾及，这作为还有着大脑运作尚在呼吸的活的生命体来说，无不是对其隐私权的侵犯。可见，目前我国法律不允许安乐死的存在无不是对民法上人格权中某些具体人格权的侵犯。
因此，从以上四点来看，只要我们完善安乐死执行过程中的程序，那么，安乐死可以说是帮助解除病患痛苦的最佳方法，也是医生职责的所在，不对安乐死予以肯定和认可，这对于患者和家属是极大的残忍。更快更好的实施“安乐死”，是对患者人权的尊重，也是社会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体现。
参考文献：中国政法大学《民法分论》韩松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10月1日生效，2011年2月25日修正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马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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