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探讨

一叶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初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已近五十载。劳动教养制度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从实践上看，劳动教养在控制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弊端。
今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的反思，尤其是在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法律制度方面，我们还有相当多的立法空白和谬误亟需梳理审查。作为限制公民人身权的劳教制度，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其先天不足，与现行法律背离，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 根据《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行政处罚法》则规定，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设定权，只能由法律行使，不能授权。在此前提下审视现有的劳教制度，不难发现，当前的劳教的法律依据是：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以及去年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等法规，均非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
一、当前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
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2002年4月12日）中用整章的篇幅对40多年来各种法律、法规中关于劳动教养对象的规定进行了梳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至第12条的规定，可以将适用劳动教养的条件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适用劳动教养的主体条件
所谓适用劳动教养的主体条件，是指接受劳动教养处理的人在年龄、身份、身体状况、责任能力以及因此而引起的适用条件和处罚原则方面的必要条件。《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至第12条中有如下规定：
1、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必须年满16周岁。对未成年人决定劳动教养，应当严格控制。
2、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和无生理缺陷及其他身体情况的人。
3、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是在中国境内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特定的中国公民。
（二）适用劳动教养客观方面的条件
所谓适用劳动教养的客观方面的条件，是指使用劳动教养的客观事实，即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危害程度等方面的条件和情形。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共十项的规定，适用劳动教养的行为可归纳为下列两类：
1、应当依法决定劳动教养的行为：即第9条中的十项规定；
2、可以决定劳动教养的行为：即第9条第十项后半部分规定的“对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的人，因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不起诉、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可以依法决定劳动教养。”
二、完善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构想
虽然公安部的《规定》对劳动教养对象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还存在理论与现实脱节的情况，结合劳教案件的办理实际，我认为今后在立法完善劳教对象范围方面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调整：
（一）以立法形式，明确劳教人员的法律地位
劳动教养人员的法律地位是指作为劳动教养法律关系主体的劳动教养人员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劳动教养人员虽犯有罪错，但仍是国家公民，享有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公民权。对此，《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及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均未做出明确阐述，我认为应当予以补充。
明确劳动教养人员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将劳动教养机关的执法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在劳动教养法中，明确有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与义务，一方面确定了劳动教养人员在劳动教养期间的行为规则；另一方面也对劳动教养机关的执法工作提出了依法办事的严格要求。从劳动教养的提出到解教整个过程，劳动教养人员都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应该履行哪些义务，执法机关应尊重和保护劳动教养人员依法享有的权利，强制其履行应尽的义务。这必将推进劳动教养的法制化进程。
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可作如下规定：（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申诉、辩护、控告和检举权；（3）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的权利；（4）人格不受侮辱、诽谤和不受打骂、体罚、虐待的权利；（5）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义务为：（1）认罪认错，服从管教；（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劳教机关的监督管理规定；（3）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爱护劳动工具；（4）努力学习政治、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5）检举揭发所内和社会上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根据公正原则，对适用对象平等对待
公正原则是指在适用劳动教养时，应当具有公正性。公正，首先要求对于任何人，在劳动教养的适用上应当一律平等。其次，公正还要求劳动教养的适用应当适当和适度，不得滥用。再者，劳动教养的轻重程度应当与行为人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人身危险性相当。当前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时, 由于地区经济差异和立法滞后等原因,在适用对象和范围的把握上,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有悖于公正原则:
首先，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中，对两类人员进行劳动教养已有相当程度的萎缩：一类是卖淫嫖娼人员；一类是教唆他人违法犯罪，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对这两类人员，《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第六项、第八项，有明确规定是属于应当劳教的，根据公正原则，应依法报劳教。
其次，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第十项的规定，对有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劳动教养的情形的，也应当劳教。主要包括：1、以自残手段逃避惩罚的违法犯罪分子（公安部、司法部[88]公刑字75号《关于坚决依法惩处以自残手段逃避惩罚的犯罪分子的通知》）；2、盗伐、滥伐森林的人员（林业部、公安部林安[1985]249号《关于盗伐、滥伐森林案件划归公安机关管辖后有关问题的通知》）；3、利用摘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的人员（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83]法研第25号《关于依法惩处利用摘取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分子的联合通知》）；4、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非法姘居的人员（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关于重婚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对这几类人员，也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给予劳教。
第三，对劳动教养的适用地域，规定中只规定了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华侨，台湾居民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不得决定劳动教养。没有规定城、乡的差别对待，所以在地域上劳教制度不应仅限于城市，也应当将此制度推行到农村。
第四，对于涉及“非典”的违法行为应尽快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可将之纳入劳动教养对象。
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在立法和执行方面加以完善。只有将劳动教养制度适用于每一个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三）对复吸毒人员，建议以强制戒毒代替劳教
首先，从主观上看，复吸毒人员是由于对毒品的依赖成瘾导致复吸毒行为发生的，其主观恶性有别于其他几种违法行为（有的医学研究认为吸毒成瘾是一种精神病态现象，不应当认定为违法犯罪），应与《规定》第9条中其他九种劳教人员区别对待；其次，从客观条件看，劳教所的医疗条件与强制戒毒所的条件有一定差距，其戒毒方式往往是以闭代戒，缺乏治疗、心理辅导等措施，戒毒人员的医疗康复权利往往被忽视。此外，戒毒人员在劳教所内得到减期的机会也比较少，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证。因此，我认为应将吸毒人员与其他劳教人员分离，将之送强制戒毒所，对其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康复计划。
（四）对未成年人，应严格把关，从宽处理
对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10条规定明确了未成年人不得劳教的条件：初犯、在校学生，且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实际管教能力的。那么，属于初犯、在校学生，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实际管教能力的；再犯而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实际管教能力的，是否就一定要报劳教呢？我认为值得商榷：
1、对未成年人是否再犯的问题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根据《规定》，未成年人初犯而监护人有管教能力的不应劳教，则对初犯没有相应的记录；因此，对再犯也就无法取得所谓“初犯”的书证资料。那如何确定是否再犯呢，只有靠行为人的口供，这是立法上不合逻辑的地方。
2、对监护人有无实际管教能力取证难，也缺乏统一的标准。由于深圳是一个流动人口比例较大的城市，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多为外地人口，法律中只规定要对未成年人父母是否具有管教能力进行调查，没有规定父母与未成年人分居两地的，是否就可以直接认定其无管教能力。此外，从情理上讲，任何人的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被处罚，所以实践这项法律的后果就是只要父母俱在，大多数父母都不会承认自己没有管教能力。而公安机关在实践中，往往以推理代替调查，给出非深圳户籍未成年人无监护能力的证明，这能否经得起法律的推敲？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3、对未成年的侦查存在先天的漏洞。《规定》第十七条：“讯问未成年违法犯罪嫌疑人，除有碍调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教师到场。”由于深圳的违法未成年人多为外地人，致使此项规定基本形同虚设。同时，根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法律应该在权利界定上使社会成本最低化。在我市的实际情况下，如果坚持对讯问时应有监护人到场的规定，事实上就是人为地造成社会成本（监护人往返的时间成本和路费成本）的浪费。
鉴于以上三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对非深圳籍的未成年人，既要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又要在程序不违法，实是两难之境。因此，建议对此类人员以收容遣散代替劳动教养。
（五）经教不改应视为情节，而不做为定性的标准
经教不改的规定，贯穿于劳教立法的整个过程。《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了四类经教不改的违法行为，即：1、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罪名包括：刑法第237条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第238条的非法拘禁罪）；2、妨碍社会管理秩序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刑法301条、279条、280条、312条）；3、侵犯财产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刑法264、266、267、268、274条）；4、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刑法227、206至209条）。
在实践中，我们对上述四类人员劳教时有所突破，我认为这种突破是合乎立法本意的，理由是：
1、经教不改的性质应当属于从重的情节，而非定性的标准。经教不改从性质上是属于累犯的情形，比照《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第六十五条），是应当从重处罚，而《行政处罚法》中则没有对此情况进行规定。劳教作为介于刑事、行政中间的一种处罚形式，《规定》的立法本意不应与现有高层次法律（《刑法》）相违背。参考《规定》对其他九项不需要屡教不改情形的规定，可知两者均为情节低于犯罪的违法行为，是否需要对犯罪行为在性质上加以区分？我认为，没有必要，也无法区分，区分只能在刑罚上体现出来。同理，将经教不改作为违法行为的定性标准，实际上就是对违法行为的属性进行轻重的排列，也是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实际上只要具备犯罪要件，就可以对行为做出认定，是否经教不改应当作为处罚的情节，而非定性的前置要件。
2、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经教不改也应视为从重情节。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提到，对累犯实施比初犯更为严厉惩罚的惯例一般只限于刑罚通常为徒刑的情况，这表明其所适应的社会目标是预防犯罪。如果将经教不改作为劳教的定性标准，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一公安内部的法律适用标准很难向全社会普及，所以也就收不到预防犯罪的效果。而如果将经教不改作为从重情节，作为加重人身自由限制程度的一条法理依据，则由于适用面的扩大，此原则将较易于普及，也能确实保证处罚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预防犯罪）。
3、从客观条件看，对经教不改的调查取证缺乏相应的科技基础，可能导致社会成本较高。鉴于我国目前人口管理网络基础建设并不完善的前提下（公安部“百城联网”系统只有100个城市人口查询，还不包括犯罪记录），如果将经教不改硬性作为劳教案件定性的标准，调查取证将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而劳教管辖的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轻于刑事案件，这种资源的配置也必将造成社会成本的浪费。因此，对劳教对象应以现有证据是否能证明发生违法行为为定性标准，不应将侦查重点放在对以往违法犯罪记录的调查取证方面，这样才能保证社会成本的效益最大化。
因此，我认为应将经教不改参照《刑法》中对累犯的规定，推广到《规定》第9条的全部对象，明确规定其为应从重处罚，这一方面可以实践对所有违反《规定》的劳教人员的公平处遇；另一方面也更能体现劳教政策中的改造教育功能。


参考资料：
1、“劳动教养”制度出路何在？——作者：赵恒，来源：检察日报
浅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诉讼当事人的确定问题
王政 律师

鉴于我们在参与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具体的司法实践过程中，经常发现一些法院对股权转让诉讼的相关当事人资格不加严格审查，不管谁为原告或被告，司法人员都会对案件实体内容作出判决的情形。我们甚至发现个别地方法院有通过行政判决的方式来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或就股权转让事项相关的股东会决议无效的案例。为规范股权转让诉讼的提起和法院的司法审判工作，我们认为，司法人员必须慎重考虑股权转让纠纷诉讼的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问题，尽可能避免不合乎情理、法理和逻辑的诉讼或审判案件发生。本文分析的内容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诉讼的当事人如何进行确定的问题。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和通过仲裁途径解决股权转受让纠纷的方式暂不涉及。希望通过本文分析，大家能对股权转让诉讼的当事人有一个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了解。

一、股权及股权转让的法律性质
股权是一种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的具有财产权、经营管理权等多种权利在内的综合性权利集合形态，它是与我们平常所讲的“物权”或“债权”不同而又彼此相关的一种独立的权利形态。股权的持有与股东身份的存在不可分离，股权的转让意味着股东身份的丧失，股权的受让意味着股东身份的取得。

股权转让，就是相关当事人以“股权”这种特殊的权利集合形态作为标的物并使该标的物的权属发生转移的行为，它包括买卖、赠予、互易等民事法律行为。从一般意义上理解，股权系公司股东独有之权利，股东可以依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转让，但与一般物品买卖关系有所不同的是，股权转让在本质上属于“权利的买卖”。但是因为该权利背后对应着公司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该权利的转让意味着权利受让人与公司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财产或控制管理关系，从而将使控制公司内部的力量对比（即公司股权比例和管理层）发生变化，进而可能改变公司的管理模式、发展方向和经济运行效益，并且影响到公司的稳定性。

所以，我们认为，为更好地界定股权转受让行为的相关当事人，尤其在采用诉讼程序时，分清楚谁为适格的原告、被告或其他诉讼参加人，就必须首先熟悉股权的交易程序，必须分清楚股权转受让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具体行为表现形式、由相关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及各方主体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股权的交易程序及其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
以典型买卖方式进行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为例，股权交易程序完成至少需要以下几个步骤：

（一）公司股东与拟受让其股权的当事人（包括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股东外的第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持有并转让公司股权的一方当事人称之为“转让方”，支付价金并受让公司股权的一方当事人称之为“受让方”，转受让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通过《股权转让合同》来进行明确约定，二者之间建立起的法律关系应当属于“合意之债”性质的法律关系。

（二）以公司名义就股权转让事项召开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外资企业）并作出相关决议，并准备相关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法律文件。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内容一般包括：1、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股权转让之事实；2、受让方若是非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其他股东同意放弃拟转让股权优先购买权的意思表示；3、修改公司章程；4、其他与公司内部管理相关的内容，包括人员的变更等。可见，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有依法配合完成股权转让事宜的义务，这种义务主要由《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或规范进行规定。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与拟转让公司股权的股东之间所建立起的是一种“法定之债”性质的法律关系，当然这种法定之债有效的前提条件是公司股东所进行的股权转让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没有侵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或其他合法权益。

（三）由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股权转受让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公司股权转让行为通过登记行为进行法定的公示。公司按照工商变更登记的内容将新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或发放相应的股东身份证明。作为国家机关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依法对股东的投资行为和公司运营行为进行监管的义务。这里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管理，一是对公司组织方面进行管理；二是对公司经营行为进行管理。管理的目的就是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很显然，股东、公司属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管理的相对人，二者之间所建立的是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

（四）对特殊情形的股权转让，在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前还要进行特殊的行政审批手续。如涉及国有资产转让的，需要经过政府财政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涉及外商投资的，根据投资数额大小，需要经过不同级别的国家计划管理、外汇管理、外商投资管理等部门的审批；涉及国家对股东身份进行特殊限制的行业，如金融、信息、运输、资源、医疗卫生等产业，还要经过相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特殊审批等。对这些特殊的审批程序，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的范畴，公司股东、投资者及公司与这些国家机关之间所建立的同样是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得出如下结论：公司股权的转让方和受让方是公司股权转让行为的当事人；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是公司股权转让行为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工商、外汇、投资等国家行政机关是公司股权转让行为的法定管理人。

三、常见的几种公司股权转让行为纠纷类型
就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所引发的纠纷，依据纠纷所引发的途径和方式分类，我们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提起的诉讼，此类诉讼又包括：1、股权转让合同的违约之诉，主要是转受让双方当事人就股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义务之履行和权利之实现而发生的争执；2、股权转让合同的无效和撤销之诉，主要是公司或公司其他股东就股权转让合同违法、违反《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而提起的诉讼；3、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因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而产生的纠纷。

（二）因假冒公司股东签名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而引发的诉讼，主要指公司股东签名被他人冒用，导致其股权被转让并丧失股东身份的诉讼。

（三）因公司增资扩股而引发的诉讼，主要包括公司为引进外部资金，控制公司的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以公司名义，与公司部分股东或公司股东外第三人签署出资或投资协议，以改变公司股权结构的行为。表面上看，此类行为虽不直接发生股权转让，但是增资扩股往往会导致公司其他股东权益被稀释，公司控制权发生转移的结果，这在许多地方等同于公司股东权益被转让，所以，我们在此将其列入公司股权转让纠纷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四）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施了对公司股权进行错误登记或应当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而不予登记或擅自将公司股东权益进行变更登记等行为而引发的诉讼。

四、如何确定股权转让纠纷的诉讼当事人问题
上面我们已经就股权交易的程序和其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做了分析，并依据股权转让纠纷所引发的途径和方式对股权转让进行了相应的分类，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依据不同分类情况来探讨股权转受让纠纷的诉讼当事人确定问题。

（一）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提起的诉讼的当事人确定问题。1、对股权转让合同的违约之诉，因主要针对的是合同法律关系，所以，应当以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人，即股权的转让人和受让人作为原告或被告；另外，在涉及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方面还涉及利害关系人公司，所以，还可以将公司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无效和撤销之诉，主要是因为公司其他股东认为股权转让合同违法、违反《公司章程》并且损害其股东利益（如优先购买权等）而提起的诉讼，此类诉讼的原告应当是认为自己权益受到侵害的公司其他股东，被告应当是股权的转让人和受让人。若股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认为股权转让方存在违法、违规或欺诈等情形，也可以直接以自己为原告、以转让方为被告，提起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或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诉讼。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无效和撤销之诉，我们认为，公司不宜作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因为公司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而且实际受公司某一股东（一般是控股股东）所控制，如果允许公司作为当事人（尤其是原告）提起股权转让合同的无效和撤销之诉，很容易造成一方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假借公司之名滥用诉权。3、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若公司或公司其他股东不给提供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手续而产生的纠纷，股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可以单方作为原告或与转让方一起作为共同原告提起侵权之诉，被告方应为有义务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司或提供协助义务的公司其他股东（若公司其他股东存在不行使优先购买权、也不参加作出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等情形）。在股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单方作为原告且以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时，如果涉及工商变更登记外股权转让事宜的，还可以将股权转让人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因假冒公司股东签名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而引发的诉讼当事人确定问题。假冒公司股东签名非法转受让公司股权，往往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公司负责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将公司或企业的股权转移到自己个人名下或者自己指定的人员（包括虚构的人员）名下的行为”。我们认为，一般情况下，此种股权转受让行为已经触犯了刑事法律，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但是，实践中，我们很少发现司法机关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往往借口民事或经济纠纷要求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当然，从法理角度讲，当事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是两种不同的独立的责任形式，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民事责任，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在公司股东签名被他人冒用，导致其股权被转让并丧失股东身份的诉讼实践中，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两种诉讼方式：第一种方式，主张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方式，我们认为，该种诉讼方式的原告方应为利益受到侵害的原公司股东，被告方应为股权受让人和假冒公司股东签名或盖章的人。第二种方式，主张确认针对股权转让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的方式，我们认为，该种诉讼的原告方应为利益受到侵害的公司原股东，被告应为公司和参与作出股东会决议的公司其他股东，若假冒公司股东签名或盖章的人与公司其他股东不属于同一人，则该假冒股东签名或盖章的人也应当被作为共同侵权人列为被告参加诉讼。

（三）因公司增资扩股而引发纠纷的诉讼当事人确认问题。公司增资扩股往往会导致部分股东的持股比例减少，股权被稀释或公司控制权发生转移的结果，而且此种情况下，往往是控制公司的股东以自己名义或公司名义与公司部分股东或第三人签署出资或投资协议；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按照公司章程内容规定，公司进行增资扩股还必须召开股东会以股东会决议形式进行通过。所以，公司增资扩股可能会引发两种诉讼：一种是对增资扩股持异议股东作为原告所提起的诉讼，我们认为，就此种诉讼而言，被告方应当是公司和在关于增资扩股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的公司其他股东，还包括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的签订人（其中一方签订人可能是公司）。另一种诉讼是围绕增资扩股协议的履行而发生的诉讼，此种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应当是增资扩股协议的签订人，若公司不是增资扩股协议的签订人，还可追加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四）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公司股权进行了错误登记或对应当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而不予登记或擅自将公司股东权益进行变更登记而引发诉讼的当事人确定问题。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与前三类诉讼性质所不同的是，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公司股权进行了错误登记或应当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而不予登记或擅自将公司股东权益进行变更登记而引发的诉讼不应当直接属于因公司股权转让而引发诉讼纠纷的范畴，该类诉讼应当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其被告方当事人一定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而原告方则可能是权益受到侵害的公司股东或公司，该类诉讼所产生的诉讼结果只能是：1、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撤销对公司股权所进行的错误登记；2、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判决期限内履行法定的工商登记职责；3、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擅自变更的股权登记恢复到初始登记状态；4、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程序合法有效，维持现有的工商登记状态。我们之所以分析此类行政诉讼的当事人确定问题是因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违法行政的行为往往与公司内部人员非法转移、侵占公司股东的股权存在必然联系，而且还因为司法审判中有通过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所提起的行政诉讼来确认公司内部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案例。通过分析，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起的行政诉讼所进行司法审查的对象只能是工商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可能是公司内部股东会决议或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是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等法律文件的一方当事人，司法机关不能依据对工商管理部门行政行为的审查而直接作出公司内部股东会决议或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或撤销的判决，对公司内部股东会决议或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或撤销的判决只能通过民事判决的方式作出，而不可能也不应当通过行政判决的方式作出。

有关股权转让纠纷的诉讼当事人确定问题暂且分析至此，不足之处留待日后继续分析研究，不当之处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另，考虑公司作为法人经济组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数目必将会迅猛增长，有关公司股权的交易量也必然会伴随着公司数目的增长而不断活跃，围绕公司股权的转让，其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纠纷。股权转让的有关当事人为顺利实现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目的，首先应当认真研究如何正确确定案件的诉讼主体问题；对司法机关和司法审判人员而言，为了提高审判效率，保证股权转让案件的公正审理，避免司法权被不当滥用，更应当认真研究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确认问题。笔者不惧浅陋，望此文所做简单分析能对大家研究和认识股权转让纠纷的诉讼主体确认问题有所帮助。

2006-7-25